德兰的长篇小说《求(第二部)》，发表于《收获》1983年6期，北京出版社1984出版，为“求真三部曲”之二。“求真三部曲”补充修订整合为《海外归人》(北京出版社, 1998)，包括《求知》《求真》和《求实》三部分，《求(第二部)》基本是《求真》部分，有一章划入《求实》部分。《求(第二部)》主要是廖凌之回国担任英语教授后的职业和生活，小说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从1947年或更早到1977年后。有相当篇幅是标准的学界小说，从英语教授的视角概览了高校近30年的变迁，但主要的故事并不属于我所谓“拨乱反正”的年代。

小说从赵孺山回忆童年的小伙伴“小知音”廖凌之开始。然后跳到赵在北平做地下党，争取了生物学教授欧阳云。随后赵到巴黎为共和国招募人才，意外发现小提琴家吴仁(餐饮业大亨姜复生的儿子)的未婚妻就是廖凌之。廖回国，在北京大学翻译科工作，科长正是赵孺山。廖与母亲欧阳云住在一起，但仍以姨妈相称。欧阳云一直在根据已故老师留下的资料，整理《中国万木纲目》。欧阳云不与前夫廖继宗交往，廖是在美国的潦倒画家和作家。

吴仁仍在法国，准备一年后学成归国。廖在国内参加土改，没有如约半年后回巴黎。随后调到西方语言学院担任副教授。书记是她的三姑，嫁给赵孺山的大哥、曾追求二姑的赵孺益。表妹(大姑女儿)廖梅芝调到翻译科。廖凌之请学校陆书记为表妹和赵孺山做媒。在美国没有听说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同事苑俞夫追求廖凌之。廖凌之“洗澡”没有过关，被挂起来不许上课，编写翻译教程。随后参加亚太和平大会筹备，培训翻译人员。吴仁回国访问，与廖凌之解除婚约。

赵孺山地下党关系缺少证明人，被下放到周口店。廖梅芝与他断交，后来嫁给苑俞夫。欧阳云有意让廖凌之嫁给赵孺山。廖带着新被子去找赵，准备向赵求婚。两人争执中，被子掉入河中，廖成了没有嫁妆的新娘。两人结婚。欧阳云送给他们《资本论》的英文简写本。

1954年生女儿廖晓凌，送江西南昌由廖凌之的养母照料。反右中赵孺山被打成右派，主动提出与廖离婚，为了孩子不受牵连。在最后签字时，廖拒绝签字，实际并未离婚。赵下放东北边疆，九死一生。廖晓凌从小不知道有父亲。60年饥饿年代，农村没有粮，廖晓凌被带回北京。她也见过赵孺山，称为赵伯伯。

文革来临，廖凌之进了牛棚，一起的还有彭院长等。廖凌之在《资本论》空白处写自传，被彭院长发现。高等学校下放到湖南农村，廖凌之教幼儿园。廖晓凌随欧阳云下放到江西，读了中学后插队，然后经过考试当了工农兵大学生，到北京学英语。回校复课，又都回到北京。赵孺山在穷乡僻壤反而逍遥，藏着北京带去的欧阳云、廖凌之的著作手稿。

三姑挨整后重新当领导负责政工，苑俞夫也当了校领导负责业务，都在军代表领导下工作。经历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运动，三姑努力保护师生。赵孺益出狱后在家画山水画，用墨越来越浓。开始写毛主席诗词，天安门事件后只写“还我河山”。然后粉碎“四人帮”，北京市的酒脱销。三代人都很忙，成天吃挂面。欧阳云当了市人大代表，接待群众之后，仍闭门著述。廖凌之写教材，到处讲学。廖晓凌准备出国考试，考取了留英奖学金。赵孺山的地下党联系人找到，就是彭院长，落实政策还没有完成。

廖晓凌到英国，见到妈妈当年的朋友，也见到外祖父廖继宗，但不认识他。她要弄清楚父亲是谁，找到姜复生。吴仁正好在伦敦开音乐会，邀请她和姜复生参加，并把演奏会献给廖晓凌。吴仁仍是二流小提琴演奏家，生活颓废，酗酒、吸毒、乱搞女人。姜复生问廖晓凌父亲是谁，她回答是赵孺山，并下决心把愿望变成现实。

小说简略地涉及了共和国时代高校的几个主要阶段。尤其是“洗澡”。 “今年各大专学校一律不放寒假，师生一同全力投入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我院为例，每一个讲师以上的教员都要经历以下思想改造过程：学习文件—暴露思想—小组检讨—确定‘主导思想’—大组检讨。绝大部分教师第一次检讨都没有通过，便再来一次，一个个都要对自己的‘严重思想问题’表示‘痛心’。同志们一般第二次在大组里洗完澡后，也就过关了，但是有少数需要三次才勉强通过。还有人三次检讨仍通不过，那只好‘挂起来’，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开课。(p. 95)”所谓“主导思想”，就是最核心的错误思想，例如，欧阳云的是“不问政治”，而廖凌之因为对苏联的教学法等有怀疑，被定为“反动思想”。系主任孟老因为她不能讲翻译课而叹息，“廖老师，你是刚回国，年纪又太轻，要知道，国家大事向来是不能随便谈的呀！(p. 98)”看来不许“妄议”，历史悠久。孟老的“主导思想”是“中庸之道”。其他历史阶段都比较简略。写这个历史阶段的小说比较少，似乎只有杨绛先生的《洗澡》。

从小说中看到，对归国人员评价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初就有。西方语言学院需要征集优秀师资。除了牛津硕士廖凌之外，还从北大翻译科选中美国不知名高校的博士苑俞夫，实际英语水平还不如没有出过国的人；还有长期在多伦多居住的鲁大姐，她一直是家庭主妇，只是丈夫去世后做个临时工。“单纯以学衔或者以居住国外的时间来估量教师的外语水平(p. 81)”，原因也很简单，“人家不懂业务(p. 82)”。

除主人公外，海归博士苑俞夫尤其值得注意，虽然小说的写法有些漫画化，是个丑角。他属于那批自己明白但误导国人对西方生活认知的始作俑者。在政治学习发言中说，“工人生活，似乎个个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表面上是花花世界，实际上人民水深火热……西方文化，全部都是极端庸俗、猥亵、颓靡，就连科学，也远不如苏联老大哥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和旧中国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地、纯粹地，建筑在金钱上。(p. 55)”这种鬼话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被没有机会出去的国人包括我自己深信不疑，甚至现在也未必没有底层无知者相信。这种性质的误导即使在今日仍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因此也为害甚烈。“洗澡”时，苑俞夫找到个合适的“主导思想”“小资产阶级爱面子”加上痛哭流涕，很快过关。随后当了英语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大跃进期间当了系副主任。反右倾后老主任退休他接替了主任。他的英语教学法也是配合多快好省，“突击记单词，集中学语法，强记所学，决心速成。(p. 212)”这本质上也是后来所有英语应试的不二法门。大家共同编写的培养英语笔译教材，由他定稿，封面上只有主编的名字，成了所谓“苑俞夫”英语。文革中，“先是拍造反派，然后拍工宣队，接着又拍军宣队(p. 245)”，在76年时成为负责业务的校领导班子成员。文革后，再向老知识分子们宣布，都改造好了，成为无产阶级一部分。

这种“不倒翁”，在当时其实是种套路。我高中语文课作文里，就写过这样“三朝元老”的副校长。在我现在看来，高校中经过历次运动都不倒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如果苑俞夫真能如此，那确实有过人之处了。这是作者以及社会上很多人的误解甚至偏见，以为没有底线的人反而混得好。这最轻也是对社会和对学界缺乏恰当的体认，诛心而论就是对自己的成败没有反思到位。

读这部小说，我也时有共鸣。如欧阳云谈学者的兴趣。“古今中外都有一种人，爱自己的专业到迷恋的程度，……希望自己搞出一点成果来，对国家多少会有用处，为人类探索真理，虽然是沧海一粟，可是多少会有一点点贡献。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爱好，实际上超过了爱好。我们废寝忘食第著书或者是做实验，就像一个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宁可自己饿着，也要先把孩子喂饱。(p. 79)”面对高压，“每次运动做检讨的时候，不得不撒谎。凡是被迫进行自我批评的人，只能是口服心不服，因此不可能说真心话。这个极简单的道理，有些人就是不明白。(p. 259)”

整部小说，都有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山虽然高，但是一步一步地攀登，终究会爬上去的。……被一阵大风刮下来……自己爬起来顶着风再攀登的。(p. 115)”顶风向上走，真是学者的标准形象。

作者德兰(本名熊德兰)，1924年生于江西。194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然后回到北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北京外国语学院等任教。著有实用英语教材多种，包括语音、语法、会话、翻译、课本、单词记忆法等，并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求(第二部)》是其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逝世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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