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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过母亲的工作,在一个相当于现在街道中心医院的门诊部。文革期间,我也经常去。那时候门诊部办学习班,要很晚才能结束回家。幼儿园老师已经下班回家了,我只好到门诊部等母亲下班。或许是等父亲下班,去接我回家。具体我记不准了。
领导医护人员在学习班里学习的是工宣队师傅。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如学校和医院,都要派驻工宣队。推测工宣队派驻门诊部的上级医院,只有个别工人师傅,到门诊部来发挥领导作用。我读小学时,学校也有工宣队师傅。他们的音容笑貌完全没有印象,只是那浓郁的旱烟味,完全是童年的阴影。
工宣队师傅姓什么我忘记了。很平易近人,没事还与我玩烟盒叠的纸牌。各种玩法,我都玩不过,我觉得师傅的技术很好。据母亲等后来说,师傅作弊了。也许纸牌游戏太低级,赢得太容易。师傅要玩些更有趣的,逗小孩子,就是我。
师傅很神秘地透露消息,“你妈妈要参加医疗队到农村去了,你支持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支持!毛主席‘六二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看来在幼儿园期间,我也是满满的正能量。这甚至常让我现在还有种错觉,那些正能量太多的人,仍停留在幼儿园阶段。其实,人家也许经过了“否定之否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师傅原来只是挖坑,诱敌深入。马上问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谁在家给你做饭呢?”我还小,但常识感很强,从来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能做饭。只好回答,“我爸爸。”
师傅决心把我弄到坑里去。“爸爸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你吃饭怎么办?”当时虽然没有听说过“世上只有吃饭难”这句话,但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能说,“我爸爸不去。”师傅穷推不舍,“你爸爸为什么不去?”我继续挣扎。“我爸爸是工人,嗯,他是八级铆工。”师傅纠正说,“不对!你爸爸是工程师,是知识分子。”当然,我知道师傅说得对,虽然我也不是凭空瞎说。文革中,工程师系列一度取消了。都到工地干活,父亲是钢结构专家,就算是铆工。月工资125元,对等于八级工。
我现在都能体会到,当时那个学前儿童的眼见着自己跌入坑里的绝望与无助。他只能有些不太讲理地说,“那也不去!”师傅真可谓“宜将剩勇追穷寇”。既然已经明确了孩子爸爸是知识分子,师傅接着质问,“毛主席‘五七’指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你爸爸为什么不去?”这是标准的三段论式,大前提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前提是你父亲是知识分子,结论自然就是你父亲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虽然还没有学过逻辑,但逻辑直觉很强,也能体会到这种逻辑的力量。
那个要被逼进没有人做饭吃绝境的小男孩急中生智,昂然答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爸爸在工厂里,接受工人师傅再教育,不也一样吗?”这真是石破天惊的纵身一跃,小孩子从坑底出来了。师傅顿时无语,不再发问。
与师傅问答时,母亲就在旁边。回家后告诉我,听我悍然宣布爸爸不下乡,她急得心都到嗓子眼了,但又不敢插嘴。生怕我说出什么错话,被工宣队师傅抓住把柄。我一直觉得她想多了,人家师傅就是在逗小孩玩,没有要整人的意思。其实真想整人,也用不着非要有人说什么错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随着我年龄增加,越发觉得我当年最后的回答可圈可点。一方面,有情感的力量。用最高指示恭维了师傅所属的工人阶级,比起伟大领袖的“领导一切”的肯定,为小孩子挖坑的结果完全是无关宏旨。另一方面,有逻辑的力量。如果知识分子都去了农村,置工宣队于何地呀?除非也派到农村去,估计他自己也不想去,哪怕是去领导农民。最后再加上个反问,这是“毛式语言”熏陶的结果,修辞上起码达到初中水平。至于前述三段论式为何失效了,后来学逻辑时更是想了好长时间。当然,当年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想那么多。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斗嘴其实是我的弱项。我服膺的原则是: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用进废退,现在的辩论本事,可能还不如那个近50年前的小孩。幸好也没有什么人,再有兴趣为我挖坑了。
附录:忆往昔系列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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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3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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