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事件关系的分析与还原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历史很好，大抵是指其历史知识丰富。所谓“历史知识”，粗略的不过成语典故、大小事件，精深一点的莫过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等等，此类种种作为“材料”构成了最表观的“史”。据《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从又持中,中正也”，本义是“记事”的官员，即“史官”，引申为记事的历史与作为载体的史书。无论本义还是引申义都围绕一个核心，就是“事件”——有句俏皮话：history就是his story！这里暗示了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们陈述的是“他者的事件”，而我们作为主角的“事件”（假如确实值得陈述）需要同样作为旁观者的他者来陈述。

  孤立的词汇不能构成一篇文章，历史学并不只关心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或者更宽泛的“史料”。傅斯年先生提出“史学即史料学”（他们并不在语用上区分“史学”与history）是为了强调考据辨析史料的重要性，这是历史学的根基但并非全部。历史学还需要“史论”。"史料"与“史论”的安排有两种套路，“以史带论”（“论从史出”）或者“以论带史”。仅就我们的情况而已，“以史带论”至少在形式上来自司马迁或更早的传统，而“以论带史”很大程度来自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主导的套路是“以论带史”，近年来“以史带论”的传统逐步恢复，风头日盛。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能轻判二者的优劣，一切为论点服务的“以论带史”不足取，不带丝毫预设立场的“以史带论”也做不到。

   简单的说，史论就是探讨事件与事件的关系。然而历史无法进行可重复且可控的实验，这种关系被先验界定为“因果关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针对既有事件的分析与还原，主要有两个部分：其一，把既有事件分解为一个个子事件，梳理出起因、过程和结果；其二，寻找既有事件背景与意义（影响），其中背景是作为既有事件原因的一系列事件（时间在先并且逻辑在先），而意义或影响是作为既有事件结果的一系列事件（时间在后并且逻辑在后）。

  以“中日甲午战争”这个事件为例（采用现行历史教科书的说法）：

  我们陈述历史事件与史论分析，有时并不是针对历史本身，每一种陈述与分析都有现实目的，这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真正含义。从上表是可以看出，关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个历史事件的“史论”必然是隐含立场的：背景与起因的表述以日本为主，结果与影响的表述以中国为主。而陈述历史事件及其史论分析时带有立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史书叫“日清战争”）来说，中日两国的历史表述必然基于各自立场，二者能达成的共识是有限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中英鸦片战争”——英国史书的“神圣贸易战争”）。服务于现实的历史，我们的策略是有选择的弱化或强化表述，比如“蒙古西征”之类的历史表述被弱化，而“澎湖巡检司设立”之类的历史表述被不断强化。

  回到历史本身，它的复杂程度是惊人的，我们的分析与还原是极其脆弱的：拆解子事件越来越深入，“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当拆解到“一顿饭”、“一杯酒”这样的尺度时（比如滑铁卢战役格鲁希元帅的迟疑，就像应力集中处的一点微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呈现出极大的随机性。这与宏观的背景与意义（影响）完全不同，我们分析因果时所能遵循的主线基本上不外乎两条：传统的“天命观”（或者神秘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后者，今天无论你接不接受它背后整个理论框架与学理传统（比如“西马”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就不接受），在陈述历史事件与史论分析时，难免有意无意地使用它——不外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样的表述结构，不同在于因果权重的考量。

   当然，那些被寄托各种超越其本身意义的“历史”总是在历史中被不断解构或消解，但历史本身不会消亡。我们正身处历史之中，也是我们为正在进行的历史先验地预设五花八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