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离开SUNY Upstate，太太陪我一起开车到了芝加哥。虽然决定离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到了离开的时候，导师还是打起精神，举办了一场Bye-bye Party。实验室的人都去了，除了实验室的秘书大姐。她和她的男朋友开车到New York city去看纽约洋基队的比赛。她的男朋友是洋基队的铁杆球迷，有些比赛，譬如与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是必看的。

秘书大姐年龄约50多岁，是导师到了SUNY Upstate以后与另两个老板共同雇佣的。她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一些与人事、基金、论文润色等有关的杂务。她整天笑眯眯的，大家都很喜欢她。

因为她没能参加我的欢送会，她跟我说抱歉。我说没关系，洋基队赢了就好，我请你吃午饭（当然是AA制那种）。她欣然接受邀请（她还挺给我面子的）。

她虽然来实验室大半年了，但都是各干各的事情，基本没有聊过工作以外的事情。与她吃一顿饭，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认识。她在来我们实验室工作以前，失业了半年。之前为纽约州政府工作了12年，主要做与各种选举有关的工作。由于经济危机，纽约州政府与工会谈判，给两个选择：员工集体降工资，或者裁员130多人。工会选择了后者，而秘书大姐不幸在其中之列。

在州政府工作以前，她当了12年家庭主妇。儿子在罗彻斯特大学上学，学的是政治学。她和她的前夫每年去看他两三次。她儿子同时还是学校的橄榄球队队员。他打算毕业后从军，到阿富汗战场。她说心里很反对他的这个决定，因为她是经历越战的一代，但又不能干涉他的决定，只能一切顺其自然了。

我们还聊了别的，包括美国的经济、中东战争、奥巴马、美国汽车、她的现任男朋友，当然，还有我的事情。她最后总结了一下：人总是要作很多决定，但很多情况下，是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还是错的。

虽然来美国有不少时间了，但常常接触的美国人都是与自己年龄相仿或更年轻的人。这次与秘书大姐的谈话，感觉有些不一样。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她那个年龄段的某些美国女性的平凡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