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监考时构思了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我一贯的观点。去年底我应《中国科学》英文版的转化医学专辑所约，借香港医学发展的逸事写了一篇专谈“一卫生”（One Health）和“一医学”（One Medicine）的短文。所谓“一卫生”，按中文的讲法也许该叫“大卫生”，其目标就是通过增强医师、兽医师及其他健康科学及环境科学专业人士的协作和配合以促进、改善和保护所有物种的健康和福祉（“promote, improve, and defend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ll species by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physicians,  veterinarians,  other scientif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我举了香港医学史上的两个著名的例子，包括现代热带医学之父、港大医学院创院院长白文信（又名曼巴德，是曼氏血吸虫的发现者也是疟原虫生活史及其按蚊媒介的阐明者）与SARS，说明我们的医学先驱都是“大卫生”和“大医学”的身体力行者。

 

近几个月先是新冠状病毒后是H7N9禽流感闹得沸沸扬扬，各式人物轮番登场，有打包票的，更多是自吹自擂的，例如声称我们的疾病控制如何进步。能够发现H7N9，确实是一大进步，可喜可贺。但我们漏报瞒报的陋习，与2003年相比虽有改进，却并没有彻底根除。一年前某边境省份就出现了与2003年性质很类似的瞒报，据了解主管部门后来有通报批评。传染病暴发有很多偶然因素，SARS传播的毒王，几个人就传遍了全世界，没有谁准确预测到。反而将毒王放出香港社区的医师，倒被香港媒体甚至公众拜为英雄，还在报章上时而信誓旦旦，时而信口开河，指导起防疫来了。实在也是颇具讽刺意味的。防疫是高度专业的行当，容不得外行指手画脚。危急见真章，值此禽流感新病例仍不断上升的时间，与其歌舞升平高枕无忧，不如再多说说我们的不足。

 

我国人类与动物医学的人为分隔、老死不相往来、互相轻视、互为水火，是传染病研究和防控方面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多年来做人类病毒的绝不涉足动物病毒的研究，而搞动物病毒的也对人类病毒望而生畏。各种条条框框也限制了双方的合作和交流。我曾问当年到青海湖调查大批鸟类因H5N1死亡的人类病毒学者为何不收集死鸟样品以追查原因，被告知人类医学病毒学者依我国法例不得接触死鸟样品，同理兽医对人类禽流感也无从置噱。两方分别由卫生及农业部门领导，各自为政，互不买账。如此陈规陋习也难怪先要被境外学者突破。我国这类咄咄怪事何其多也，烟草院士居然不通过医药卫生学部就木已成舟，食品药品也是刚刚才交由同一个机构负责监管。

 

我曾经发问，如果白文信教授不是从人追到蚊子，如何发现疟原虫的生物媒介呢？如果袁国勇教授不是从人追到蝙蝠，又如何发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呢？无论是新冠状病毒还是H7N9禽流感病毒，要追本溯源，必须依靠人类病毒及动物病毒学家、人类医学及动物医学专家的通力合作。传染病无国界，许多传染病也人兽不分。人类的病毒病原，包括肝炎病毒、HIV、流感病毒等等，都源自动物。

 

人类病毒和动物病毒密不可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勇敢打破人为设置在人类病毒和动物病毒之间的界限，已经成为提高我国病毒学研究水平的重要任务。国家的科技管理及业务指导部门，应当注意国际发展趋势，多做促进两家联合的功夫，并帮助打破已经设置的各种障碍。从事实际工作的学者，也应转变画地为牢的旧观念，从互相尊重、互相借鉴和互相学习开始，逐步冲破固有的藩篱，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卫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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