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工作太忙，已有些日子没有写博客。上一篇还是出差睡不着时写下的，按我的习惯没有指名道姓。复活节的四天长假期没有外游，还剩下一点时间，就写一个埋藏在心中很久的题目，聊一聊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关系吧。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似但也许更为严重和突出，中国医学研究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就是基础与临床研究的脱节，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病理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的学科地位过于弱化。

谈到基础与临床研究的脱节，我体会较深也经常讲的例子，就是SARS病毒的发现。中国出现的SARS病毒，内地学者没有最早分离到，应该是中国医学病毒学界永远的痛。我知道有些人至今不服气，声称如果不是别的什么人或别人的什么原因，分离病毒的就是他。历史不能假设，对此类闲言碎语，我从来一笑置之。我由此看到的并不是个人或流派之争，而是体制和深层次的矛盾。牵涉其中的几位学者，无论贵为英雄或沦为千夫所指，其实都是我一直尊敬的老师或长辈。他们的局限性，其实不完全是个人的原因。而我之所以重提旧事，就是因此我们至今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如果当时的病人不是接受过类固醇，衣原体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如果临床微生物学在我国医院体系中具有足够的地位，如果我们对临床病毒学的常规技术有足够的重视，历史也可能会改写。但我始终认为，当时分离不到新病毒，最大的原因就是临床与基础研究的严重脱节，到今天这个矛盾也没有根本解决或改善。

我国基础与临床医学研究的脱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临床研究水平较低，规范性较差。例如滥用类固醇医治病毒病，只靠医师拍胸脯，没有经过认真、科学和规范的临床试验。要提高临床研究的水平，必须加强和改善临床医师、科学家和统计专家等方面的合作，注意从临床实际中提炼出重要的科学问题，再用系统和科学的方法研究之。第二，基础医学研究过于偏重分子水平，忽略了整体水平及动物模型，丢弃了很多必要的常规技术。例如中国整个医学病毒学界，多年来已极少进行病毒分离的常规工作，以致真正要分离病毒时连看家本领都没有，几乎是束手无策。第三，医师与科学家之间互不往来，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和配合。我国医学研究较难完成多学科多层次从实验室到临床大协作的课题。在科学家领导的课题中，临床医师往往只限于提供标本，较少参与研究课题的设计和数据分析。医院、疾控中心和研究机构基本上各扫门前雪。由于历史原因，在科学院及综合性大学生命科学院从事医学相关研究的学者脱离医学实际的倾向更为严重，相当程度上是纸上谈兵。各大医学院回归综合性大学后，融合情况并不理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某些地方包括清华大学任用纯科学家领导医学院，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出现粗暴践踏医学学科的情况，令人痛心。第四，临床医务工作者缺乏从事医学科研的基本训练，没有形成一支强大和高水平的既懂基础又通临床的人才队伍。对此我们在医学教育改革方面应有针对性地加强。

近年来我国医学研究的领导机关顺应国际医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提出转化医学的方向，我深表赞同。然而，我国转化医学发展的成功，归根结底必须下大气力切实解决基础与临床严重脱节的深层次矛盾。否则光凭转化医学一个名词，还是远远不够的。全国医学研究中基础与临床配合得比较好的单位目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能够借推动转化医学的东风，在加强基础与临床的合作方面多做实事，才能为中国医学研究的长期健康发展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