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乡下跑到东莞，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新中国六十周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招到了一辆出租车，教他拉到 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出租车司机也踩紧油门。刚近市政府大门，忽而一辆政府公务车开出，撞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慢慢地滚落。

跌倒的是一个民工，蓬乱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只是径直向前走，公务车突然横向开出，但伊的自行车很高，慢慢骑着，速度很慢，所以终于政府车只是撞到了自行车的脚踏板。幸而司机早踩刹车，否则伊定要被撞出老远，跌倒一命呜呼了。

伊滚落到政府车的车顶上；出租车司机也刹住了车。我料定这民工并没有伤，从政府大院开出的车的司机从车上下来也没有去看伊，只是和大门保安一起检查自己的车是否有损伤，便很怪出租车司机爱凑热闹，要自己惹出麻烦，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司机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走下车子，扶那民工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滚落，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司机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麻烦去。人家给领导开车的就聪明多了，知道不用去管这多闲事。

出租车司机听了这民工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挽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医院，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司机扶着那民工，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出租车司机从医院里走出来，才下了车。

司机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我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钞票，交给他，说，“请你收下……”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钞票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出租车司机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多年来大学里学的马列主义，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二○○九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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