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没有受过很大的侮辱，因而，在某些不得不说当政者英明公正的场合，没有那种万分屈辱，人格被践踏扭曲的感觉。

 

2011年是大选之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选举没有感觉。就正如我儿子当时说得一样，选举之前已经知道结果，这选举又有什么意义呢？好像李维音老师当时想要一些发言权的，被人质问她究竟要什么。

 

我想作为普通民众，或者普通民众之一，我们也许就要一点点说话说真话的权利，但在中国，实现起来，好像真的不容易，所有的任命啊，地位啊等等和政治权利挂钩的，都是从上往下执行的，普通民众只有认命的份。

 

好像同济大学已经考虑底层民众的民主权利。但目前为止，这种权利因为没有实质内涵而没有任何意义。我收到学校方面发过来的短信，也通过学校的信箱给了网页，和密码，说是投票绝对保密，而领导的工资奖金基本靠我们的打分来给。我试着进去看了看，试着操作了一下，无意间就完成了，权利实施的简便易行，令我不敢相信我已经实施了一直以来梦寐以求却不可得的民主权利。但突然想到我好像没有给领导说好话，这立马吓得我魂不附体，听说曾经有个人，在给领导做匿名评价的时候，没有说好话，结果他的评价转到了领导那里，他三年没有发工资，和领导软求过，刀逼过，但一点用也没有，几乎失业，后来还是换了领导后，才能拿工资了。

 

我立马到信箱里再找这封信，怎么也找不到了，刚开始还庆幸反正匿名，领导也不见得知道是我没有说好话，但孤儿寡母，实在赌不起，不给领导说些好话，我实在怕没有钱给孩子做饭吃。当时的休息天，想法设法找到管理这个系统的人，才知道好多人都在打这个电话，已经把这个电话打得爆掉了。但这个人只是开发系统的人，他已经没有任何权限再做什么了，要更改的话，只能找相关部门了。我只好在上班后第一时间找到有关部门，说是我不会用这个系统，所以，并没有表达我真实的诉求，坚决要求把我的评价删除。结果只报了工号，核对了一下姓名，对方就轻而易举地改了。所以，所谓的保密看来实在不靠谱得厉害。

 

整个过程，并没有感觉自己是行使了权利，而是被诱拐着进行了一次犯罪活动，活动进行完后，对方帮你擦除所有的犯罪痕迹，但也把把柄送给对方了，将来不小心犯事，可能会新账旧账一起算，你吃不了也兜不起。

 

在中国这样一个靠关系生存的环境里，任何评价都毫无意义。所谓选举什么代表之类的，即使选举上了，所能做的事情也有限得很，必须要紧紧跟随，这样的选举不进行也罢。这样的选举权利不要也罢。

 

但在争取自己的合理权利方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去年为了儿子的户口，给韩正写信争取母子同住的天赋权利，威胁说如果不解决这个权利，就从市府大楼跳下去。上海毕竟是上海，还是有地方说理，后来市公安人员专门打来电话，指出了解决途径，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上海之外的地区，可能要给相关领导塞很多钱。

 

今年在争取合理权利方面，更上层楼。前些年从内地搬来上海，用内地的积蓄在上海讨生活，困窘可想而知，加之房价攀升，加之这些年专心专意做科研，没有时间赚取金钱。科研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因为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科研成果没有任何奖励。前半年答辩前，为了筹措去答辩的机票，给领导写了封信，利用有关跨学科发展的武夷山会议，叙说了文科发展对学校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性。学校有关部门觉得我说得非常有道理，思想非常深刻，给了我一笔研究经费，解了我燃眉之急。

 

后半年，学校实施英才计划，选拔一些有潜力的人，培养成各种突出人才。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答辩会都开过了，看教辅系列的要求相对较低，比方学历只要求硕士，便觉得也许够格，尤其是如我这样一个靠开关电源谋生、又醉心于科研的人，可能是个机会，就拼了一下，想挤上末班车，就给学校领导说了我的情况。两位领导通过我们部门领导转过来了他们的意见，总之是我没有希望冲击杰青，所以，按照我的年龄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一个领导说要我注重我科研的服务能力，另一个领导说他们后续会推出过了40，没有希望冲击杰青，但还有些发展余地的人才计划，让我留意。

 

感觉我这么一个小小人物，小小的诉求，能得到学校主要领导的回应，感觉还是有些不一样，也觉得只要说得在理，有些权力还是可以去争取的，而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说动领导，但说动领导，你自己就必须能站住脚，必须有足够的力量说服他们，所以，自己必须要足够强大。而只要自己站得住脚，把理能够说透，领导一定也是可以说服的。

 

总之一句话，感觉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有道理可讲的。所以，一定要百折不回地去争取自己的合理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