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的两个分馆——抗战文物博物馆和票证生活博物馆，同样是设在防空洞内。

一进抗战文物博物馆的洞门，就是抗战老兵的手印墙。两侧的洞壁和迎面的门墙上的数百枚血红的手印，是当年与敌寇血战时，握刀枪、掷榴弹，以血肉之躯与敌相搏的中国士兵的手，印下的啊！

馆内展出的抗战文物中，有1937年8月25日的中革军委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油印件。是难得一见的。

在票证生活博物馆里，展出了形形色色的票证和实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近四十年间，是中国老百姓的票证生活年代。百姓的多数生活必需品，都要用钱和票才能够买到，缺一不可。最常见的票证，当是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粮票、布票、肉票，以及各种计划发放的生活物资票证，如烟票、酒票、糖票，等等。这是固定发放的。还有临时发放的各种票证，如自行车票等计划供应的工业品。各地根据当地物资的供需情况，而自行决定发放的票证，就数不胜数了。比如，帝都的粮票，就有半两一张的；而在粮食歉收的青黄不接时期，小城市里也发放过当月购买半斤凉粉的票证。保守的估计，四十年间发行的票证，少说也有数十万种，数百亿张。

四十年间，各种票证，以“第二货币”的身份，广泛渗透于亿万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中，对华夏社会的思想、文化、民风民俗予以深刻的影响，造就了独特的“票证史”。

有的票证，是现在的人们难于理解的。

比如“返还肉票”。什么是“返还肉票”？“返还”是计划经济中的特有术语。当时，农民是农村户口，不能像持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那样发放票证。农民的票证，要靠售卖各种农产品来换取。如粮票，农民要向国家按国家定价卖出粮食，再按换算为米面后的数量，由粮食管理部门发给粮票。当时农民自己喂猪，杀猪自吃，要按有关方面的规定，卖一半给国家，称为“缴任务”。也就是说，农民自己喂猪，杀猪自吃，不但要缴纳屠宰税，而且还要“缴任务”。就是杀一头自喂猪，要按照国家价格，卖半边给供销社，自己只能吃一半；如果是自吃一头猪，则要卖出另一头自喂猪后，才允许杀自吃的猪。不然，就是违法，要受到惩处的。“缴任务”卖给国家的猪肉，国家按一定的比例，返还给农民肉票；农民以后可以凭票到国家的猪肉门市部买肉。这就是“返还肉票”了。

有些紧俏的物品，东西少而需要的人多，不可能每人都有，如自行车、缝纫机之类。当时的自行车，是十分紧俏的。每次上头分发来的自行车，数量不多，就只能给每个单位发一两张自行车票，由各单位自行决定发给何人。有的领导，遇到这种机会，就私吞了。百姓事后才知，木已成舟，无改了。有的单位，则由众人来拈阄，看各人的运气。拈到的高兴，被誉为“运气来登了”（运气极好的意思）。

如果急需钱用，则可以将票证在票证市场上“变现”，换成人民币；也可以换成其它急需的票证。不过，买卖票证、交换票证都是被明文禁止的，只能在黑市里偷偷进行。被发现了，票证要被没收，人也要吃苦头的。但是，买卖票证、交换票证，可以互通有无，百姓有利。所以，出现一些倒腾各种票证的票证贩子，在冒风险、获取大利的同时，也为百姓的票证生活解除一些困窘。

说得多了，请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