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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四十年前的1977年。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国力尚未恢复,人民生活穷困。
考虑到职工的生活现状,中央下了文件,将全国职工工资提高一级,但提工资的职工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40%。
一级工资不多,就是七八元钱。但是,当时的这笔钱,大致就够一个人一个月的基本伙食开支了!
而且,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提工资啊!
那时,文革前几年毕业后即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由于文革十年一直没有涨工资,每月工资仍然是五六十元。而不少人已经成家,家人增加,工资依旧。要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实在是恼火。
文革前和文革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中专生,学历和工资比大学生低,生活当然也更恼火些。
那年,是我跳出农门、在P县当小学教师的第五年。一个民族县的小学教师,每月工资35元,加上粮贴1.5元,一共36.5元。
整个教师队伍都穷啊!
所以,涨工资的消息传来,群情振奋;但马上就回到谷底:只有40%啊,自己是否在这40%里面呢?
全县老师,大部分是中专毕业,有些还是大学毕业,既比我的工龄长,也比我的学历高。这些老师,占全县老师的三分之二以上。文革十年不涨工资,使多数老师基本上处于同一个穷困级别。现在,要在里面筛选出“该涨工资的”40%来,是极困难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P县召开了我到P县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全县老师都到县城来开会。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平稳解决40%提工资的问题。
记得是热天了,全县教师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有的在边远山区学校教书的老师,几年都没有来过县城的,带着家人交给的采购任务,有空就流连辗转于县百货公司里。多年未见面的朋友,聚在一起小酌两杯,高兴!而各级领导们,则陷于无穷无尽的预备会中。难怪,他们也遇到了伤脑筋的事啊。
全体大会开了一次,县上的主要领导都坐在主席台上,反复强调这次涨工资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大会后,是各区和区底下的公社分别召开全体老师会。会上,要把县上分配给本区和本公社的提工资名额,落实到人。具体的做法是:先是各公社开全体老师会,传达全县的名额分配情况,重点是本公社有几个名额,让大家都了解形势的严峻,就是自己掂量,有无实力去争取得到。然后,每位老师汇报这十年来的工作,经过大家点评讨论,确定初步人选;再经过大家讨论后,上报区上。区领导将各公社上报的人选方案综合、讨论、平衡后,形成区的待定方案,再通报到全区老师,征求意见。最后,形成最终方案,上报县领导,批准后实行。
我的想法很简单:比起这些学历比我高、工龄比我长的同行来,我是不能,也不会去想那40%的。一言以蔽之,就是:40%与本人无关。
所以,会议期间,我愉快地玩了几天。
哪些人进了40%,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只晓得我没有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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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7-18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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