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喜欢读书人的。我生长在遥远的小山村，小时候就喜欢上读书。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1980年代的乡村读书人并不多，书也难得一见。街上供销社有几个卖书的柜台，卖的是《新华词典》之类。农贸市场中心，有位老人出租小人书，印象中大多是破旧的，可见利用率之高。我父亲是乡村中小学教师，我1981年上小学，也是在这一年父亲从中学调至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我上小学的几年（1981-1986年）可能属于中心小学的“鼎盛”时期，主体在国宝公祠里边，附近还扩建了，有一千多学生。父亲是1962年高中毕业的，1956-1962年在县城上的初中和小学，那个年代有机会读书的人少，父亲高中毕业时全县是36人参加高考（考点设在崇仁县，三个县考生一起考），当年全县没有考上大学的，由于国家经历困难时期，关停了不少高校。父亲毕业后，开始做老师，叫“顶编代课”，一种介于“民办老师”与“公办老师”之间的角色，工资要比“公办老师”少一些，这种身份持续了很多年。我母亲不识字，但属于典型的“敬惜字纸”。家里的住房非常紧张，但是还是有一些书的，大多是放在木板楼上的篓子里，每年逢阳光好的时候会从楼上搬下来晒，我是“小工”，需要做些辅助工作，比如帮在晒篮里展开，搬个凳子在一旁看护。晒好了之后，帮收拢，搬回。

   晒的书，具体是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政治类的比重不少，还有父亲自己上中小学时用的课本等，没有小人书。估计会有几百册。那时，我识字不多，但会翻看。晒书的位置是在家门口空地，来往经过的人还比较多，我已能感受到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交织的复杂情绪。路人包括大人和小孩，基本是没读过书，或读书很少的。与我同龄的小孩，有较大比例是家里没让去读书的。

   晒书期间，偶尔有人驻足观看，但很少动手的。也许里边也几分“敬畏”，还有几分是因为气味并不好，还有灰尘、有霉斑。记得晒的书中，有几本是毛边本，有火烧过的痕迹，据说是“老教材”，可能是解放前的，wenge期间的“残本”。印象中上边的字很好，有“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这首诗。偶尔，还会收获几句赞美，比如“这么小就识字，啧啧啧……”之类。

   我父亲有机会读书，并且爱读书。也许部分原因受我奶奶的影响。奶奶的父亲是永丰县秀才（据说是40岁考上的），之后做生意发达了。奶奶很早嫁人，她的前夫是“乡政府文员”，1930年代前夫及其父亲和兄弟成了烈士。奶奶是小脚女人，步行30华里地去收尸。据父亲将，其前夫临终前交代奶奶今后千万要嫁穷苦人家。奶奶是通过其伯母的介绍嫁给我的爷爷，其伯母的前夫也是烈士，先嫁到我所在的大湖坪村。爷爷的父亲倒也是读书人（“国学”），爷爷13岁的时候差点被卖掉，封建社会卖儿子要做酒，据说酒都做了，爷爷坚决不从。爷爷是家里的小儿子（老三），还患有佝偻病，有个外号叫“石仔驼背”，老大和老二身材高大（老大可能抓壮丁时抓走了，下落不明；老二曾做过农会主席，被杀害，曾被认定为烈士，后来给疏漏了）。爷爷做夏布生意，自己的技术好，后来还发展至一定规模，与奶奶的父亲扶持密切相关。父亲8岁的时候（1950年）去过其外公家，据说很“排场”，穿着光鲜，还是坐着轿子去的。父亲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爷爷曾想让父亲辍学帮记账。爷爷1960年就去世了，其时父亲18岁，是家里的老大，最小的弟弟6岁。1962年高考时，父亲属于特别困难的，原本是打算放弃的，经同学们集资帮助才得以参加。父亲毕业后，曾有两次上大学的机会，因家庭原因放弃了。

   我有机会读书，离不开父亲、母亲的鼎力支持。有段时光是相当艰苦的，我的大哥和我都是通过复读上的大学，跳出了“农门”。对于“读书”这事，直至今天，父亲、母亲仍在相方设法帮助我，赐给我尽可能多的读书时光。令我不安的是：年逾不惑了，事务缠身扰，虽知读书好，偏却读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