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许纪霖.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新华文摘，2014（21）：31-33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图谋注：本文为“二次摘编”。）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如果评价体制发生了问题，就会诱导研究人员向扭曲的方向发展。
   量化、外在化评价系统，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学科的评价系统，是充满学术价值性的，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学术成果的好坏。
   以量化考核为中心的行政化评价体制，因为受到工科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视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的获得，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强不强，能不能晋升职称，拿项目成为比研究成果更显赫的衡量指标。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或许比较适合工科、理科和医科，也部分适合某些社会科学，却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因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却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历史上古今中外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更非团队攻关、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前几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也发现，在省部级奖项之中，大部分不是项目成果，而是个人自由研究的结晶。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乃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按照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
   今日中国大学的人文研究弊端在于，一般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维持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性条件一部分要靠争取项目获得变通性补贴。于是，课题的设计与选择异化为稻粱谋的工具，学者注重的是投入/产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以最捷径的方式完成项目，而个人研究的旨趣、创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任何学术的创新都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创新越大，风险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项目评价机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则，学者们纷纷选择那些四平八稳、包赚不输的平庸选题，人文社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学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稀缺。过度的升等压力和生存竞争，使得学者们特别是年轻学者忙于应付升等的量化指标，生产达到发表及格线的短平快作品，没有闲暇和耐心细细打磨学术精品。而人文学科的经典通常都是闲暇的产物，是长时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淀。
   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评价体制方面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虽然形式上排除了个别官员的行政意志，但其依然体现了非人格化的整体行政意志。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了这套客观的、形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那么究竟由谁说了算？不仅行政管理者有此担忧，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更为担心，数据说了算，还算有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一旦由人算了算，那么可变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公关的成本越加昂贵。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不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 ，而且也要在实质上“去行政化”，将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估过程真正交回给学术共同体自身，而不是委托给某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行政官员，还是学术大佬。
   比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立这套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评估艰难得多，它不可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而获得，不得不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然而，其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成为内化的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而中国的大学，如今不缺各种外在的行政法规，独缺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行规”，外在的行政法规可以轻易变动，但学术共同体的“行规”一旦确立，就会内化为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内在价值，演化为难以颠覆的学术传统。
   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由于受到理工科的影响，重论文，不重著作。著作方面，只须达标，便算及格。而事实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一个优秀的学者，必定有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今天在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规范的学术著作出版制度，以至于“只有写不出的书，没有出不了的书”，只要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补贴，哪怕质量平庸的学术著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流出版社的书目中。学术著作出版缺乏权威性这一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教育、出版部门的重视，也使得学术著作无法成为衡量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要解决这一木桶中的短板，乃是与国际接轨，建立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和评审制度。具体而言，可以指定若干家在学术著作出版有悠久传统和良好声誉的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由国家给予专项补贴，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每本学术著作，必须像博士论文那样，经过专家的匿名评审，经过作者的细致修改之后方可面世。
   无论是过去的民国学术界，还是今日之国外发达国家，都有值得借鉴的学术评价好传统。中国学术评价体制之改革，与其从无到有地创新，不如尊重传统，尊重国际规则，核心是逐步改变以行政为中心的形式化考核，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和评价机制，如此中国学术方能回归其本来的意义，有复兴之希望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