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18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先驱——周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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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224-225
周永年（1730-1791年）是18世纪中国图书事业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和事业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前期，在公私藏书日渐丰富、书籍流通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有关书籍收藏和流通理论也有发展，其代表作是清初曹溶（1613—1685年，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的《流通古书约》和乾隆年间周永年的《儒藏说》。
周永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周永年藏书丰富，学术渊博，曾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是乾隆时期有名的藏书家和学者。“儒藏说”是他于中进士之前在故乡读书期间提出的。在此之前，明末藏书家曹学佺（1574年－1646年，著名的官员、学者、藏书家和殉国者，“闽中十才子”之首，闽剧的始祖。），就已提出过“儒藏说”，但曹学佺的“儒藏说”不过是想以一个之力搜集历来的儒家经典和解经著作汇为一处以与释、道两藏相媲美，而对于这些书籍的保存和流通等问题没有涉及。周永年的“儒藏说”远较曹之“儒藏说”为具体，他跳出了历来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提倡由社会承担起藏书的责任，使藏书为社会服务。他主张将天下图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让“负超群之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的“寒门窭士”使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自己也觉得这种设想未免悬鹄过高。为此，又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即由各县之长官、各地之巨族出面倡议，与当地名胜之处建立义学义田，接受藏书家之捐书和赠款。各地义学，应将其藏书编为《儒藏未定目录》并相互传钞，从而使士子知古人著作之存佚情况。同时，各义学各置活版一副，“将秘书不甚流传者”刊印行世，分而藏之，以使“奇文秘籍，渐次流通”。至于义学书籍的收藏和田产的管理，“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对于来此就学的寒士，则酌情补助。或供其饮食，或量给束脩，以免其内顾之忧。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除在相识的学者中广为宣传之外，还实地实验，亲自置买田地，建立借书园，并将自己的数万卷藏书移置其中，以为“好学深思之士”创造“博稽载籍，遍览群书”的条件，他的这一切举动感动了他的好友桂馥（1736——1805，著有《缪篆分韵》、《续三十五举》、《札朴》、《晚学集》、《清朝隶品》、《诗集》等为清代杰出学者、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也将自己藏书全部赠给借书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周永年生前，其中藏书便一再散失。周永年死后，借书园也随即夭折。借书园的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是周永年提出的“儒藏说”却因他自己和朋友的宣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年轻时代的周永年心中即装着普天下的读书人和利在万世的藏书事业，力倡“儒藏说”以存天下之书，主建“借书园”欲使一家之藏广之于天下。儒藏之说源于明末曹学佺，周永年把它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阐述，并作《儒藏说》以明其意，在文后的《儒藏条约三则》中，制订了周到的实施细则，便于实施。为建儒藏，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建起了“借书园”。借书园是周永年的藏书处，更是其《儒藏说》理论的自我实践，具备近现代图书馆的两大功能——保存文献和传播文明，是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滥觞。在那个时代，藏书家们的宋椠元钞往往藏之深阁，秘不示人，完成儒藏理想，赖周永年个人之力是行不通的。但是，儒藏说一出，便得到士林诸同志的响应，而《四库全书》的编纂思想和择弃原则，正是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力倡的。（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94606.htm）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3453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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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年（1730-1791年）是18世纪中国图书事业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和事业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前期，在公私藏书日渐丰富、书籍流通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有关书籍收藏和流通理论也有发展，其代表作是清初曹溶（1613—1685年，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的《流通古书约》和乾隆年间周永年的《儒藏说》。
周永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周永年藏书丰富，学术渊博，曾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是乾隆时期有名的藏书家和学者。“儒藏说”是他于中进士之前在故乡读书期间提出的。在此之前，明末藏书家曹学佺（1574年－1646年，著名的官员、学者、藏书家和殉国者，“闽中十才子”之首，闽剧的始祖。），就已提出过“儒藏说”，但曹学佺的“儒藏说”不过是想以一个之力搜集历来的儒家经典和解经著作汇为一处以与释、道两藏相媲美，而对于这些书籍的保存和流通等问题没有涉及。周永年的“儒藏说”远较曹之“儒藏说”为具体，他跳出了历来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提倡由社会承担起藏书的责任，使藏书为社会服务。他主张将天下图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让“负超群之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的“寒门窭士”使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自己也觉得这种设想未免悬鹄过高。为此，又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即由各县之长官、各地之巨族出面倡议，与当地名胜之处建立义学义田，接受藏书家之捐书和赠款。各地义学，应将其藏书编为《儒藏未定目录》并相互传钞，从而使士子知古人著作之存佚情况。同时，各义学各置活版一副，“将秘书不甚流传者”刊印行世，分而藏之，以使“奇文秘籍，渐次流通”。至于义学书籍的收藏和田产的管理，“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对于来此就学的寒士，则酌情补助。或供其饮食，或量给束脩，以免其内顾之忧。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除在相识的学者中广为宣传之外，还实地实验，亲自置买田地，建立借书园，并将自己的数万卷藏书移置其中，以为“好学深思之士”创造“博稽载籍，遍览群书”的条件，他的这一切举动感动了他的好友桂馥（1736——1805，著有《缪篆分韵》、《续三十五举》、《札朴》、《晚学集》、《清朝隶品》、《诗集》等为清代杰出学者、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也将自己藏书全部赠给借书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周永年生前，其中藏书便一再散失。周永年死后，借书园也随即夭折。借书园的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是周永年提出的“儒藏说”却因他自己和朋友的宣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年轻时代的周永年心中即装着普天下的读书人和利在万世的藏书事业，力倡“儒藏说”以存天下之书，主建“借书园”欲使一家之藏广之于天下。儒藏之说源于明末曹学佺，周永年把它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阐述，并作《儒藏说》以明其意，在文后的《儒藏条约三则》中，制订了周到的实施细则，便于实施。为建儒藏，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建起了“借书园”。借书园是周永年的藏书处，更是其《儒藏说》理论的自我实践，具备近现代图书馆的两大功能——保存文献和传播文明，是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滥觞。在那个时代，藏书家们的宋椠元钞往往藏之深阁，秘不示人，完成儒藏理想，赖周永年个人之力是行不通的。但是，儒藏说一出，便得到士林诸同志的响应，而《四库全书》的编纂思想和择弃原则，正是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力倡的。（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94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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