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与同行交流，让我发表对于智慧图书馆的看法。我对智慧图书馆还是有一些关注的，科学网图谋博客发布的“智慧图书馆”的博文有8篇，最早的为2012年6月，最晚的为2022年3月。2018年7月还曾应《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之邀写过《智慧图书馆研究述评》（见：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482.html），该文最后一段为：“智慧图书馆是实现文献、读者和图书馆员互联互通、和谐共生的状态，技术是三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树立‘以人为本，效能优先’的理念，正确理顺各个方面的关系，争取相适应的经费与人才保障，着力提升图书馆员的素质和能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依托专业、敬业、乐业的图书馆员，通过智能业务管理平台和信息素养培训，高效、广泛地培养高素质读者，激扬智慧，精致服务。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积极作为，循序渐进。”

    我回应同行交流，可谓直言不讳。 好些东西我也困惑。其实当前数字图书馆亦没有过时，或者说当前仍处于数字图书馆建设阶段，仍然是“复合图书馆”（传统+数字）。“智慧与服务”还是100多年前文华图书馆的馆训。某种意义上，那会就可以说是智慧图书馆了。现在忙着“创新”，造新名词过频，可以说是不良风气。我记得10多年前，有位图书馆学教授曾在博文中犀利地讽刺为：创造新鲜的垃圾。图书馆学发展至今天，名词术语规范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科地位越来越边缘。图书馆这行的专业性，从理论到实践，无依无靠，当前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得益于政策红利，近年确实建了一些漂亮的馆舍（多属于“智能图书馆”或“智慧图书馆”），但其效能大多并不理想，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糟糕的。输入远大于输出的面子工程居多。这是个人的观感。

    不知何故，近期接连收到问卷调查，让我作为智慧图书馆专家填写“专家问卷调查”，我坦白相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适合参与。”问卷我浏览了，我真的没有兴趣填写。一是费时费力且烧脑，二是专家得有专家的样子（还得谨慎一点，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我更愿意花点时间“温故知新”，发现“‘智慧与服务’还是100多年前文华图书馆的馆训。”表述不够严谨。

    文华图专（1910年春文华大学图书馆建成开馆，命名为文华公书林，由韦棣华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文华大学创办图书馆科，1929年该科独立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合并（1949-1953）。彭斐章1953年7月毕业，为文华图专最后一届学生之一。1953年9月1日，根据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的决定，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正式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校训是“智慧与服务”。彭斐章认为“‘智慧’与‘服务’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但又各有侧重。“智慧”强调的是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与资源，这是人类思想和文明的结晶；我们要掌握好各种求知的门径，用更好、更科学的方法去获取知识。‘智慧’既是我们要开采的宝藏又是开采这些宝藏的工具。确实作为图书馆学来讲，就是要有智慧。这个‘智慧’要干什么呢？那就是要‘服务’，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同时用这种‘服务’去贡献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文华图专，在这一点还是很明确、很突出的。”（《《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P50》）

   文华图专本着服务社会，协助平民教育的宗旨，也提倡图书馆事业应服务社会、深入民众。文华图专的校训为“智慧与服务”（Wisdom and Service）。沈祖荣认为，在“智慧”与“服务”的关系上，认为“智慧”是“服务”的基础，而“服务”是“智慧”的立足点，尤其强调服务精神，“图书馆虽然渐次设立多了，然管理若不得人，设施不从其道，将仍与无图书馆等。所谓得人者，不仅指管理员须曾受图书馆学专门教育与训练也，尤须具有极热烈的为群众服务之感情，与艰苦奋斗之精神。此种感情与奋斗精神，不可不于今日养成之”（沈祖荣.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J].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29（3））。沈祖荣的这种观点与文华图专另一位重要负责人韦棣华的观点一脉相承。（参考：周洪宇.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23-325.）

    图书馆与环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员在环境中的形象方面。关于图书馆员形象，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员在历史上和今天的表现中总结出图书馆员的形象特征。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图书馆的先驱人物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就为我国第一代图书馆人构筑了基本的价值观――“智慧与服务”。当时“智慧与服务”是作为“文华公书林”的馆训而提出的。时光跨越70年后，20世纪90年代，程焕文多次撰文，回顾先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智慧与服务”，在他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时，重新将“智慧与服务”作为图书馆的馆训。可见作为一种传统精神，“智慧与服务”体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书馆员比较注重塑造自己的“服务精神”，在理想的境界中，图书馆员是默默奉献并崇尚智慧服务的形象。但是，现实中图书馆员形象方面,也体现出一些消极因素。相当多的图书馆员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不高，缺乏职业信心。由于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图书馆工作是“借借还还”的职业，故严重影响了图书馆员提供“有智慧的服务”。综上所述，图书馆员在环境中的形象主要表现为：图书馆员是文献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图书馆员崇尚智慧；图书馆员崇尚奉献精神；图书馆员是比较缺乏职业信心，相对消极。（摘编自：吴建中编著,战略思考  图书馆管理的10个热门话题,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01,第44页）

    程焕文认为沈祖荣1930年任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时制定“智慧与服务”校训，其本人将其作为图书馆工作理念和座右铭，并于1998年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定为“智慧与服务”（Wisdom & Service）。谭祥金，赵燕群称程焕文“不仅是图书馆精神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积极的实践者。作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努力将其理念贯穿在图书馆日常工作中。他将‘智慧与服务’作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在‘馆训释义’中说：‘智慧与服务乃知行合一之完美，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分离。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不断创新、自强不息是智慧之要义。忠诚事业、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牺牲奉献是服务之旨趣。智慧是知识技能之结晶，服务是人生价值之升华。智慧因服务而无穷无尽，服务以智慧光彩照人’。多么生动确切，多么独具匠心。（摘自：谭祥金，赵燕群著,谭祥金、赵燕群文集  上,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12,第598页）

   这些年，关于“智慧图书馆”更多的是“自绘图书馆”，令人眼花缭乱。有一种“智慧图书馆”表达的意思是“Smart Library”，更通俗表达为杀马特图书馆（时尚、聪明的图书馆）。2012年，陈进曾在其《智慧图书馆憧憬》报告中描绘智慧图书馆的五大要素：资源（优质、多元、高效）、服务（慧能、泛在、感知）、技术（精准、便捷、智能）、馆员（敬业、专业、创新）、读者（乐用、协同、敏锐）。笔者比较赞同，并且认为这与“智慧与服务”是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