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自2009年开始，笔者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进行探究。种种原因，至目前为止，仍有不少问题未能探究清楚。“尽信书，不如无书”，很有道理，书上写的（当事人或相关研究人员）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准确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造成错误的原因可能会有许多，有时只是记忆的偏差。我对这段史实感兴趣，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年，我在持续关注张厚生先生留下的史料（包括日记、手稿、学术通信等）。

    “文革”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较为落后，到1966年总共才招收过两名研究生——侯汉清和鲍世均，培养单位为北京大学，1964年入学，侯汉清的导师为刘国钧，鲍世均的导师为王重民。因文革中断学业。根据教育部的文件，1980年方承认他们1967年研究生毕业，并发给研究生毕业文凭。 鲍世钧后来在邯郸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侯汉清1979年在陕西省图书馆第二次报考研究生，考取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其时王重民已经在文革中（1975年）含冤去世，刘国钧重病在床，因此当时侯汉清的导师为刘国钧和关懿娴（时任系主任）。1981年7月侯汉清被允许提前毕业，拿到了第二张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并留校执教。可以进一步表述为，1949-1977年，总共招收过两名研究生，1980年承认他们1967年研究生毕业。这段历史算是理清楚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实际也就是指1978年招收的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 我之前的有些说法是不够准确的，甚至存在错误的。

    1978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招收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硕士研究生。“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1978年两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年研究生。据统计，有210所高校162个研究机构共录取研究生1.0708万人。”（忻福良主编.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大事记 1978-1989[M]. 1991:154.）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招收了4名图书馆学研究生（准确讲是图书馆系目录学专业），他们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专业张厚生（学号78001），乔好勤（78002），倪晓建（78003），惠世荣（78004）。导师为均为彭斐章、谢灼华。他们于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张厚生先生1978年10月入校，1981年11月图书馆学系目录学专业毕业，“文凭登记武研字第000181号”，授予文学硕士学位，证书编号：810147（证书上的时间是1983年元月）。乔好勤（1942年出生）、张厚生（1943年出生）均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分别为1962级、1963级。惠世荣（1944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晓建（1952年出生）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是1978年5月开始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 p187）彭斐章先生是1930年生人，1978年提了副教授；谢灼华先生是1935年生人，职称为讲师（不能单独招生）。

    大家对武汉大学图书馆学这一支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这一支确比较陌生。南京大学的情况较为特殊。1978年招收了两名图书馆学研究生（古籍目录学），他们是顾志华、卢贤中。顾志华，1945年生，1962年至196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卢贤中，1946年生，1965年至1970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他们的导师是施廷镛（1893.2.28-1983.3.23），时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职称；钱亚新（1903.12.23-1990.1.17），南京图书馆工作，是兼职教授身份，1950年被授予研究员职称（1956年10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正式核定了先生工资级别，先生被定为四级研究员，每月工资192.5元）。南京大学是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更准确的表述可以说是南京大学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联合培养，甚至也可以说是与武汉大学联合培养。1978年，施廷镛先生是85岁高龄，钱亚新先生是75岁高龄。两位高龄图书馆学家，他们是怎样培养研究生的？《钱亚新年谱》（谢欢著. 钱亚新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施锐编著. 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可见一斑。

    “施廷镛是我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研究生是的导师。1978年十年动乱结束，这是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二年，施先生不顾八十五岁的高龄，欣然应学校之邀招收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一年，我与另一位同学顾志华有幸作为施先生的‘关门弟子’，被录取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虽然我就读大学本科时，也是南京大学，但因为我本科学的中文专业，所以与施先生并不相识。施先生对我的毕业论文可谓顷尽全力。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从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搜集、大纲的确定，他都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圆满完成了近五万字的毕业论文，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获得了硕士学位。由于爱人的原因，我毕业后于1982年元月离开南大，来到现在工作的单位安徽大学执教。半年后的1982年7月，我曾经去探望过施先生，其实施先生身体已十分虚弱，但他仍手持书卷，潜心研读，令人十分感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施先生了。仅过了八个月，他老人家与世长辞。”（施锐编著. 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M]//卢贤中.人民的楷模——施廷镛先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34-237.）“1977年10月28日，经南京图书馆领导同意后，开始为南京大学图书馆招收的两名目录学方向研究生顾志华、卢贤中讲授“古籍目录学研究”课程，鉴于顾志华、卢贤中没有学习过图书馆学，先生在讲授目录学课程之余，还补授“图书分类编目”“汉字排检法”。授课形式，除先生讲解外，还包括与研究生座谈讨论。卢贤中曾如是总结先生研究生教学情况：“从1978年到1981年，我在钱先生的指导下度过了三年非常难忘的研究生学习生活。钱先生给了我说不尽的教诲，归纳起来：（1）在教学方面孜孜不倦。忠诚于教育事业。钱先生给我们两个学生讲课，实现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每堂课前都写有完整、详细的讲稿。我在写毕业论文时，钱先生帮我确定了论文题目，并从头到尾进行了指导。（2）南京大学聘请钱先生讲课都要付给他指导费，但是，钱先生把他得到的指导费都作为党费交给了南京图书馆。”（摘自《钱亚新年谱》P225）“1986年5月6日，就徐雁4月27日来函所提问题，进行答复：“回忆1978年，南京大学图书馆招收两位研究生，通过南京图书馆领导的同意，我担任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讲习。当这两位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时，由于选题都是关于目录学的，因此导师施廷镛先生和我共同担任他们论文撰写的辅导员。目前一位研究生顾志华同志担任武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研究生卢贤中现为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助理。几年来他们都积极工作，成绩斐然。去年南大成立图书馆学系时，报请当时教育部批准，曾聘请我、彭斐章教授、朱天俊副教授、王传宇副教授、任遵圣副教授五人为该系教师队伍中的成员。为要使南大图书馆学系打好基础，从速发展，今年安排了两项科研，其中之一‘当代西方目录学研究’的确由我领衔的。我既然担任了南大图书馆学系的兼职教授，自当勉力执教或领导进行科研工作。因此认为我所担任的科研项目中的其他六位同志，都是系里任课的老师，经验丰富，写作也多，定能群策群力，完成任务，获得良好的成绩。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恳请据实以衡，能顺利通过，以便进行。”（摘自《钱亚新年谱》P287）“2005年10月，笔者赴大连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6届年会，见到学会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的顾志华教授。不知顾先生从何处得知笔者正在整理施廷镛先生的遗著（时《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一书已于年初出版），兴奋地对我说，他就是施先生带过的唯一一届研究生中的一位。顾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据他回忆：1978年，全国招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共6人，导师除了施廷镛先生，还有武汉大学的彭斐章先生和谢灼华先生。施先生时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应该是年龄最大的研究生导师了。因施先生年事已高，所以这是他带过的唯一一届研究生。施先生一共招了两名学生，一名是顾先生，另一名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安徽大学信息管理系任教的卢贤中教授。施先生主要给研究生开设《版本学》的课程，每周在家授课一次。顾先生说，施先生上课十分认真，面对各种资料，讲起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每次都是两个小时以上。施先生年纪大了，学生们虽然听得“过瘾”，但怕先生太过劳累，总是劝他多休息。但先生正讲到兴头上，怎么肯停下来。顾先生感言，这段从学经历，使自己获益匪浅。而且正是由于施先生的建议，顾先生研究生毕业后才选择了到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而且一直到今天。”（摘自：施锐编著. 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M]//李雄飞.施廷镛与《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43-250.）

    钱亚新先生与张厚生先生过从甚密，亦师亦友。1978至1981年，他们之间有不少通信，与研究生教育密切相关。比如钱先生写给张先生的信中有：“南大研究生如何进行教学，尚未决定。过去我们讲得多些，他们自学得少些。以后，应他们自学得多些，我们讲得少些。这点施老（图谋注：施廷镛，其时86岁。）和我有同感。倒是你们上半年度收集编辑材料的工作为今后写论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今之计，想叫他们治学外在加上一些实践取得必要的经验。你的第二外国语选的什么？另外还选习了那些功课？有机会能多学一点总是有益的。像我们年纪大的虽然不至于要“伤悲”，但回头想想虚度了反右斗争运动后的二十多年，实在可惜得很。现在每每感到“力不从心”，只好以“老当益壮”来鼓励鼓励自己。还能做多少事情来有助于实现四化，真是一个疑问。因此不得不对你们寄予莫大的期望，祝愿你们快些成长来接我们的班！”（1979年10月3日）；“接到武大校报和《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第四分册），谢谢！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这样来培养研究生和提交辅导老师，所收效果是可观的。南大两位研究生的论文都是有关目录学的，一个是《试论祁承㸁的藏书成就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一个是《论姚名达的目录学》。这两篇我都看过，正在抄录之中。不知你的论文有否写好，有否请导师看过？据说将来或者要答辩，希望你要好好地准备一下。关于分配问题，听说也有安排，你的志愿是要填在哪里的？当然，我个人希望你能回到江苏来，但是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决不再招生，回来有无困难？上次讲起，如其留校机会较多，为将来发展计，留校也是上策，问题对于家庭安排却有不方便之处。不知你是怎样打算的？”（1981年4月24日）“暑假就在眼前，想来你们正在忙于论文的刊印和准备答辩事宜。南大两位的论文，我已经看到。一位的题目是《姚名达与目录学》，另一位的是《试论祁承㸁的藏书成就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关于答辩事，整理还组织五人的委员会，发出聘书，十分郑重，谅如你校也如此。对你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而且是攀登最高峰的起点。因此，我衷心地祝贺你胜利成功！下年度你系将招收多少学生？招收多少研究生？南大的专修科不准备再办，明年可能要恢复。在你离开武昌回江苏时，请你代购你校有关的“图书分类法”的讲义，需费若干，日后面奉。”（1981年6月11日）（图谋注：据悉，张厚生先生写给钱亚新先生的信有10余封，已有同行在着手整理。）

    张厚生先生日记：“1982年7月17日 星期六 阴雨 卢贤中上午答辩 彭斐章、谢灼华、陈光祚三位老师前来参加答辩。18日上午顾志华答辩。今晚南大招待所301、302看望彭老师他们，送《江苏图书馆工作》第2期每人一本，另外，每位老师送扬州酱菜2瓶。顾传彪、卢子博老师、倪波、陈德群（？）均来看望，谢老师生病。1982年7月17日上午卢贤中答辩，18日上午顾志华答辩。彭斐章、谢灼华、陈光祚三位老师前来参加答辩。”“1981年7月，参加顾志华、卢贤中硕士论文答辩会，出席答辩会的除先生外，还有彭斐章、谢灼华、陈光祚、潘天祯等人。”（摘自《钱亚新年谱》P240）关于答辩时间，笔者认为日记的记载是更准确的。这个时间，好多文献弄错了。（包括张厚生先生自己写的。）卢贤中先生回忆的：“半年后的1982年7月，我曾经去探望过施先生，其实施先生身体已十分虚弱，但他仍手持书卷，潜心研读，令人十分感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施先生了。仅过了八个月，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这个时间，实际是他参加硕士论文答辩的时间，施先生已是89岁高龄，身体虚弱，没有参加答辩会。另据卢贤中《人民的楷模——施廷镛先生》中的回忆“因为先生腿有伤疾，行动不便，加上又是高龄，故平时以坐和躺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首届首届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导师：施廷镛先生是“奋斗一生”，钱亚新先生是“奋斗毕生”，且均是为了图书馆事业！彭斐章先生“斐然成章”（现92岁高龄）、谢灼华先生“灼灼其华”（现87岁高龄）。他们培养的六位学生，全都“积极工作，成绩斐然”。

     特殊环境下，有些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比如答辩时间、学位授予时间，都属于特殊情况，那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初期。我之前将毕业时间、学位授予时间联系起来（或者说捆绑起来）实际是错误的。张厚生先生毕业证书上的时间是1981年11月，答辩是在1981年年底，学位证书上的时间是1983年元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4位有可能是相同的，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2位可能相类似。他们均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届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本文信息很有可能仍存在不当不周之处，祈请不吝教正！

延伸阅读：

（1）王启云.我国首届图情硕士研究生论文目录.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28235.html 2009-4-26 08:46

（2）王启云.关于“我国首批图情硕士研究生”问题的汇报.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28631.html 2009-4-28 07:19    

 (3) 王启云.我国首届图书馆学研究生——侯汉清和鲍世均.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31018.html 2009-5-10 1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