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赵生辉先生《壬寅岁首，被困书城》（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517406-1319970.html

），其中有作者看到了史学先驱尤中先生历时十七年完成的皇皇五百万字的巨著《中华民族发展史》，震撼之余的感悟与反思，“眼下我也进入到了回答这辈子‘所为何来’的节点，之前凭直觉选定的研究方向慢慢开始清晰起来，甚至可以用一个词来准确表达的地步。可能自然科学不一定，但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果你问一个教授或者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什么，他的回答包括三个以上的方向，这个人大概率学问做得一般，或者仅是表面的热闹，而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性贡献。”

    我比赵生辉先生痴长两岁，其对学问的洞见及其见贤思齐的实际行动，令我由衷敬服。我们同处一个“一级学科”领域，赵先生在“民族信息学”这一领域，已是硕果累累，现阶段代表作应数《多民族语言信息共享空间构建策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回观我自身，我的研究方向实际就属于三个以上的，近年我自身意识到这方面存在问题试图减下来，侧重两个：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及图书馆史研究。

    属于机缘巧合，原本我从未想过我会与“科研”两字结缘。我大学一毕业（1999年）便入职高校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等均属于很新鲜的事物，最初的设想是利用自身所学的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做一名服务图书馆现代化的技术型馆员。学中干，干中学。没过多久便发现，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员，需要积极了解科研、参与科研，才能更好地服务科研。作为技术型馆员介入科研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算是一种机缘，一方面得益于我做过3年高校校报编辑学生编辑、记者，一方面得益于我所从事的技术型工作（尤其是在2001年新馆建设前后一段时间，有幸接触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基于图书馆工作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受到了《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情报工作》等期刊青睐，得到了许多人的指导与帮助（包括审稿人、期刊编辑、读者等），接连发表了多篇论文。学术期刊是大树，我犹如那青藤，青藤缠绕着大树，相伴相依，风雨无阻，于今已是20余年。

    回首这20余年，自认为属于比较勤奋的。2005年1月28日至今天，坚持写“图谋博客”，马上就是17周年（其中在科学网平台写博是2009年2月9日开始，亦快13周年）。“图谋博客”形散而神未散，粗看天马行空、杂乱无章，细看是个“百宝箱”或“百纳箱”，围绕图书馆学情报学及图书情报事业在做系列微努力、微贡献。“有用吗”“值得吗”……时不时有人会问我，有时我也会自问，权衡之后，我自身的感悟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这20余年中形成文字性的东西，算是为数不少，而且幸运的是，有一定比例以期刊、图书、报纸等形式正式刊发了。也许不宜笼统地全部归因于“幸运”两字，幸运背后的辛勤与汗水，也是不容忽视的。粒米成箩，滴水成河，大抵如此。囿于种种制约，难免存在诸如不尽人意之处，立足实际，做不了大事便做点小事，也是一种务实态度。

    由于自身存在种种先天不足，我一向属于较为自卑的，诸多方面自信不足。在成长的时光里，有幸遇到诸多贵人，给予我“他信力”，由此助长几分自信。恩师张厚生先生逝世之后，跟随张先生的足迹，我在做图书馆史方面的学习与思考，这是一种“接力”或“传承”。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探寻学者先进的人生轨迹，一方面是省思自身的行进方向。我知道为师者通常真诚期待“一代更比一代强”，也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于我自身，或许当下更需要的是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努力尽可能地随遇而安、自在自如、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