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老子用道作指导思想，阐述精神修养方面的观点。“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意思是，善于了解别人的是有智慧，能够认识自我的才是高明。关于这句话，千百年来，有着诸多解读。无论何种解读，或多或少有助于自省、自察、自励，甚至进一步具备励人的功效。

    这些年，我投入了较多精力在图书馆史的学习与思考方面。或许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很大程度上我是受张厚生先生影响的。2000年11月笔者参加江苏省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情报咨询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张先生做主旨报告，具体讲了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报告运用了大量史料、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令我敬佩不已，印象深刻。我算是工科背景的，此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且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正处于困惑之中。那次会议，给我提供了会议论文交流发言机会。文化参观环节，我还曾鼓足勇气向张先生表达自己的困惑，期待获得指导与帮助。后来，张先生邀请我参加其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模式与管理模式研究》，2004年1月结项，项目结项证书上署有我的名字（第四参与人）。我当时的身份是一名青年高校图书馆员，本科学历，助理馆员。那时，我对张先生的了解，实际是非常有限的，我并不知道张先生有多厉害。甚至我还曾对大家称呼张先生为张教授感觉很奇怪。后来我了解了，也理解了。张先生研究毕业后，一直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工作，1995年4月晋升为研究馆员，张先生1983年着手筹建东南大学图书情报专业，1984年正式开办科技情报专业，1992年东南大学图书馆停办了图书情报专业，将其整体划归经济管理学院并转为经济信息管理专业。2003年以东南大学情报科技研究所为基础，成功申报图书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2004年开始招生。可以说，我是直接受张先生的鼓励报考的。我之前曾联系过南京大学，准备报考情报学，且已买过考研参考书。造化弄人，2004年、2005年，连续报考两年，头年英语差两分，未过东南大学自主招生分数线，次年多考了两分仍然是差两分过线，而且这两年都是如果我总分能再多考两分，也是可以被录取的。我是边工作边考研，获取考研机会也是来之不易的。张先生没有责怪我，充分信任我、鼓励我，2005年积极帮助我调剂，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曲折的，张先生为我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有幸调剂到了南京农业大学刘磊先生门下。张先生对此结果是很满意的。我在南京农业大学求学三年，全程得到了张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张先生带东南大学研究生外出调研，有带上我，甚至请学生吃饭，也有叫上我。2006年7月底，张老师被查出病情，2008年8月8日不幸病逝。这两年时间里，我与张先生有着较多接触，张先生始终乐观坚强的面对，顽强的与病魔抗争。这两年，外界知悉其患重病者并不多，张先生实际做了许多事情，我曾协助做一些辅助工作，比如查阅资料、部分博硕士论文的初审等。治疗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辗转过多加医院，我同张先生借助手机保持密切联系，只要条件允许，我会到医院或张先生家中坐一坐、聊一聊。张先生及师母高老师待我同家人一样。张先生逝世后，我在努力为纪念与传承做一点工作。我之前的重心在找资料、用资料，对于学术思想的探究与挖掘，信心不足，尤其是对于自身敬重的师长，更需要慎之又慎，但做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无法绕路走。至目前为止，我不敢说，我有多了解张先生，但或许可以说，张先生是了解我的。

    时光荏苒，时不我待。我也确实是年纪大了，头发白了，甚至秃了。同龄人确实有好些已经做爷爷、奶奶了，我是严重落伍了，距离退休也不远了。有年轻朋友对我说：“稍微年长了，更多要承担责任，来面对需求，迎接挑战，也要记得去传帮带了。你觉得你现在有比20/30/40岁更对自己满意，或者是说更平静的状态吗？我还是有点莽莽撞撞的，不知道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说：“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是非常赞同这句话。我自己做的并不好，有些着急了。我对自身，或许属于一直不甚满意的状态，操心的事情过多。很惭愧！凡事有得有失，尽可能地让得大于失，与人为善，于人于己利多弊少。我自身期望的是这种状态。你在你的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我相信你有智慧足以让自己的明天会更好。”我没有去做进一步的展开。年近“知天命”的我，我不清楚自身是否称得上“自知者”，但可以说一直在努力成为一名“自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