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张厚生研究的时候，我读到几行字——心有余而睡眠不足，心有余而智商不足，心有余而余额不足。这几行字是以“漫画”形式出现的，睿智与幽默并存。对此颇有共鸣，这不就是我当前的真实写照吗？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含义是“心里非常想做，但是力量不够。”这一句显得笼统，不足以畅所欲言，也不足以表情达意。心有余而“三不足”，似乎更为贴切、顺溜。

    先说，心有余而睡眠不足。我准备写一篇稿子《张琪玉致张厚生信札考释》：17通，时间跨度，1974-1984 1974年1封、1975年1封，1976年2封，1977年10封，1978年2封，1984年1封。信的内容我在暑假中已经整理出来了，有8千多字。再一“考释”篇幅会翻倍，可能会超过2万字，甚至更多。我有拜读过《图书馆论坛》刊发的谢欢、周余姣等人写的“信札考释”，篇幅大致为7页。他们考释的信札没有那么多封，内容更为简短。期刊单篇上限为多少字？如何进一步谋划一下怎么安排内容。为此，我专门向《图书馆论坛》刘洪副主编请教，刘主编给了我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最好按照主题来做，分成几篇。现在做此的期刊不多。我们勉强做几篇，都饱受压力。做主题分类的好处，一是可以抓到时间窗口，期刊做一些特别的题目，需要时间窗口。二是分散成几篇，版面不多，期刊接纳度高。三是分散到不同期刊，各刊读者群不完全相同，可以扩大影响。”张厚生先生留下的学术通信有许多，我先挑几位已经去世的、影响力较大的学者写一点。暑假中我完成了《张厚生先生与钱亚新先生的学术交往》，这篇是我2009年4月就想写但是没能写的。2021年6月30日，当我在南京图书馆偶遇《新世纪图书馆》前副主编刘忠斌先生，向其汇报了我打算修《张厚生年谱》的想法，刘先生向我约稿，我几乎脱口而出，我打算写这个题目。告知“多年前，我打算写一篇文字:张厚生先生与钱亚新先生的学术交往。待史料充足些之后再动笔，我这次取回的内容还未仔细看，如果素材充分，我会尽快动笔。”2021年8月12日初稿完成，8月13日正式投稿。完成这篇稿子，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愿。我为谢欢《钱亚新年谱》写书评，先后有两位年轻有为的图书馆史学者对我说动作好快，对我来说，那则“作业”算是尽力而为，较短时间交作业了，算是“一气呵成”，原因之一是：关于钱亚新先生，由于有张厚生先生作为“纽带”，我算关注的时间比较长的。同时告知：“关于图书馆史方面的学习与思考，我算是‘新生’，需要进一步向您等青年才俊学习。未来数年，我可能会投入较多时间与精力，围绕张厚生先生留下的史料进一步做一些工作。”关于张厚生研究，我有若干个“不眠之夜”或者说“睡眠不足”之夜，今夜也是其中之一，昨晚陪小孩一起睡，醒了一次，看时间才凌晨1点，之后再无睡意，“心事”涌上心头，干脆写篇随笔随笔抒怀。“心事”何其多！2021年9月6日清晨，发现从南京取回来的书信等资料有不少书虫，顿时心里一紧。当前是一种很细小的白色小虫，在书上爬来爬去，我怕那些小虫长大将资料彻底啃坏。可能是连日阴雨之故，长的小虫子越来越多，不知道有何高招妙招应对？自行网上搜索，买了些白色的樟脑丸和樟木条。还有就是樟脑丸说是对人体有害，有些顾虑。目前只是在一个纸箱子里放了一小包，其它地方没敢放。当天，还在圕人堂群里求助，有成员告知可以考虑除湿，放置些干燥剂。随即“多管”齐下，组合治理。放置资料的纸箱，放置了樟脑丸、樟木条、艾叶、干燥剂等。随后进行了多次观察，9月20日再看翻动时，觉得确实有成效，小虫子消失了。9月6日上午9:42，我还曾专门打电话向师母高红梅老师汇报情况，并建议方便时亦在张厚生先生的书房中也放置一些驱虫、防霉的樟木条等。对于上了岁数的资料，需要尽可能地减少翻动，每次使用时，我均是小心翼翼，尽管如此，还是“岁月不饶人”，纸也同样不饶。有时我在想，我做的工作（整理与考释），是“友谊”，还是“伤害”？

    再说，心有余而智商不足。智商是衡量个人智力高低的标准。据说“智商主要反映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观察能力、计算能力、律动能力等。也就是说，它主要表现人的理性的能力。它可能是大脑皮层特别主要是主管抽象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左半球大脑的功能。”做张厚生研究，它是需要智商的。给现代人修史，而且是并不是那么声名煊赫的现代人。再加上，修史者本人更是凡夫俗子，身无长物，岂不更是雪上加霜？我的认知是此类 “研究”是非常辛苦的，是精力、体力、智力的综合考核，对于年谱编制这类涉史研究，还会是智商、情商、搜商等的综合测试。实事求是说，可以有很多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或许算是一种机缘，或许是“为人所不为”或“为人所未为”，或许是为了“承上启下”……需要用到“智商”的地方很多，所幸的是，我的“智商”原本早已“欠费”，但至今尚未“停机”，得益于诸多贵人相助，时不时为我“充值”，让我“续航”。具体到张厚生研究，贵人集团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张厚生先生的亲朋好友、学生等；二是所有给予我自身关注与支持的人。

    最后说说，心有余而余额不足。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做研究，可以说研究的整个生命周期，或多或少是需要支出的。通常情况下，投入不一样，产出也不一样。史料的加工整理、相关调查研究、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等等，均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余额”多多益善。我对图情出版是比较了解的。当前期刊的版面资源愈来愈紧张，出版成本或许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是为稻粱谋，没必要占据过多的版面资源，适可而止。有些研究，如果是从做生意的角度，或者说从牟利的角度，那是高投入低产出，看中的不会是其“经济效益”，在意的可能只是“如梦如幻”的“社会效益”，她可能是“虚无缥缈”，但确实是有益的必要的。我近年发表论文少，其中一个主观原因算是为了节约版面资源，我投入在“圕人堂服务体系”（折腾QQ群、博客、微信公众号）方面的精力，稍微匀一点，写出几篇“高水平”论文或许是有可能的。图书的出版，尤其是学术性图书的出版，当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较为普遍的感觉越来越难了。种种原因，学术性图书盈利的空间很小，因此出版费用越来越高，但在一定时期内，她仍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而且个人更倾向于传统的纸媒出版，数字出版的不确定性因素偏大，我看的见得一个事实是：1990年代存储在软盘上的信息，读取谈何容易？存储介质这些年的变化，不变的是变化，目不暇接。我做张厚生研究，实际上还没怎么开始，但从2008年起，时不时做过一些调查研究。比如近期通过微信与张厚生本科阶段同学孙二虎先生交流，年近八旬的孙先生，夜以继日提供大量信息，理应支付辛苦费；委托他人寻访张厚生少年时代信息，我承诺会酌情支付劳务费略表谢忱，委托人帮忙做了大量工作，据悉给我提供的文字材料是认真组织村中老人开会的结果，我象征性地支付辛苦费时，委托人未接受，我的内心是过意不去的。

    青年学人谢欢认为：“不管是图书馆学研究，还是图书馆工作实践，其核心都是人的问题，而一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图书馆学人的艰苦奋斗史，可以说，没有图书馆人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在图书馆学人文追求日趋式微的境况下，图书馆学界更应重视对前辈学人的研究，重视对前辈学人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的继承，重视学术传统的弘扬，增加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每一代图书馆学人都应该为之努力的。”（引自：谢欢.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宏观考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06):31-50.）我是高度赞同的。或许有人认为，张厚生研究仅仅是为了为个人歌功颂德，这未免太狭隘了。对个体学人的研究，如果局限于个体，其意义微乎其微。对个体学人的研究，宜早不宜迟，这有助于更好地纪念与传承。张厚生研究是意义深远的，任重道远的，有待进一步爬梳史料、钩稽珍遗。虽然我心有余而“三不足”，但我愿意且乐意继续为张厚生研究尽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