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老师是我84年本科毕业分到阜新矿院工作时带我的老师，也是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老师。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千里迢迢北上首都转沈阳再赴阜新，人事处报道后去教研室见杨老师（杨老师是教研室主任），刚刚走进办公室几乎还没跟我说什么话他拿起电话就问人事处：“怎么给我们分个女的来呀，让我们发展女的不是啊？”那天我穿的学生裙，估计他远远的就发现与期望的相反，早就光火了。好在当时我傻傻的情绪也没有受影响更没有就此背上性别的包袱。后来杨老师说是他自己去人事处挑的我，只是没想到我是女生。又说已经联系好了让我三天后去东工（东北大学）进修岩体测试技术。

两天后杨老师让我去他家取他写给东工那位老师的介绍信并介绍他夫人孙殿英给我认识，孙老师是一位小小个子的北方女子。介绍信上说我年龄小请东工的老师照顾，估计是我那时表现得不太成熟，杨老师比较不放心。其实我那时认为自己已经很大了，一出校门见谁都叫同志再也不肯称老师。杨老师见我上下打量他们家就问我找什么，我说找炕。北方人的家里不是都有炕吗？那些抗日的八路不是都被老百姓热情的扫榻相迎还有红枣吃吗？而我一直对那种可以招待客人又可以当饭厅又有起居室功能的炕印象深刻。杨老师笑着说农村才有炕，城里怎么会有炕呢？而我就遗憾的至今也没有见到过炕。又说让比我高一级的我的学长陪我一起去东工，不要一个人单独去，他也去进修。杨老师还告诉我进修要好好学习，女同志也要早早在工作上独挡一面。

         在东工进修的一年中，杨老师还来信关心询问过我的学习和生活状况，问我习惯不习惯。第二年的九月我回到了阜新，一时没有专业课上就当了两个月计算机课的助教。11月的阜新温度很快降了下来，去水房打水的路上如果停下来理理围巾，再弯腰提起开水瓶就会感到水瓶有一点与地面黏在一起了，刮起风来感觉人会被风带走似的，有人说再冷会冻掉鼻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离家远气候不适应就想回家了，刚去也不认识其他人，自然的就去找杨老师，问他是不是会冻掉鼻子，他问那你看没看到有人鼻子是反的，我没反应过来，他笑着说鼻子冻掉了一安安反了不就鼻孔朝天了吗，呵呵，我蒙蒙的也没有顾得上笑。毕业时我一个女生被分的那么远本来就很委屈，加上气温骤降不习惯越想越难过自己也没控制住就很伤心的痛哭了一场，其实我平时还是很坚强的。估计杨老师也给我哭蒙了，稍微有一点抱怨的说你要是早一点说你想回家就不派你去进修了啊，可是那个时候我真是什么都不懂，也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就是固执的想回家。 然后杨老师马上反过来就给我出主意教我怎么要求调动，说让我给交一份请调报告他签完字就交到人事处去，说他跟人事处长及夫人都很熟，那位夫人就是我们系的老师，让我去找他们。后来家里很快就给我联系好四川的单位，也没有发什么调令在12月直接加急电报我就调回四川了。走的时候阜新矿院的人事处长说他当了三十年人事干部我是调得最快的。后来杨老师还安排教研室的副主任送我上车，我罗里啰嗦的临走还带了50斤东北大米回四川，托运时如果不是那位老师帮忙估计火车都会被赶掉。我的那个学长还不无羡慕地问怎么你处处受照顾？

     调动回四川在北京转车时，我的同班同学们都好吃惊我调动的神速，让我开个调动培训班。那个时候调动很难尤其是跨省调动，调之前在北京大舅舅家说起他们有一个朋友调动很快，我说我也想调动，舅舅还说人家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你是什么呀？ 因此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很能干自己把自己调回了四川。一直到后来我再目睹别人极其痛苦河漫长的调动过程，加上我的那个阜新学长后来的师兄多少年以后告诉我当时是杨老师给我帮了很大的忙，他送我去进修又一手促成我闪电般的的调动影响工作，为别人留下了话柄。

      多年以来，凡是遇到东工或阜新的人我都请他们带我向杨老师问好，也打过两次电话去矿院人事处，都是说没有这个人或者说也许调走了。这一次我说明情况到人事处和离退处，请他们务必帮我查查杨老师。两天以后回答是杨忠老师已经于1999年3月25 日因癌症去世。

     知道这个噩耗是11月25日感恩节的当天，而我，竟然二十多年来以种种的借口，直至杨老师辞世都没有向他表达过我的感激和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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