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需要更好的欺诈检测和更多的举报人

诸平

《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网站2022年10月26日转载了来自哈曼·马姆德（Aman Majmudar）发表于Undark的文章（original article），题为“科学需要更好的欺诈检测和更多的举报人”（Science Needs Better Fraud Detection—And More Whistleblowers），编译如下，仅供参考。

2022年7月份， 震惊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研究领域的消息（news）传出：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神经学家马修·施拉格（Matthew Schrag）向科学界透露，2006年的一项开创性研究（study）可能伪造了数据和图像，称其发现——而且大部分研究都基于关于这些发现——受到质疑。

然而，科学不端行为比人们希望的更为普遍，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事件只是引起人们对这种令人不安的做法的关注的最新例子。2015年，《科学》（Science）杂志在一名研究生发现不恰当的研究方法后撤回了一篇论文（paper）。同年，有消息传出，一位学者伪造（fabricated data）了与癌症研究相关的数据，以强化他开发的基因组技术。

根据荷兰全国研究诚信调查（Dutch National Survey on Research Integrity）于 2022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study），超过一半的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从事“有问题的研究实践”，例如选择性地选择参考文献来强化他们的结果。在生命和医学科学领域，10.4%的受访者在过去3年中捏造或伪造数据——在所有研究领域中，流行率（prevalence rate）最高。

2006年研究的案例尤其揭示了欺诈的连锁反应。据《科学》（ Science）杂志报道，它被认为是“确凿证据（smoking gun）”，证实了由脑组织中较小的健康蛋白质形成的 Aβ*56 淀粉样蛋白（Aβ*56 amyloid protein）会导致痴呆（dementia）的理论，其结果启发了科学研究和资助的新途径，包括制药公司开发旨在分解淀粉样蛋白或防止其形成以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

但该论文的主要作者西尔万· 莱森（Sylvain Lesné）似乎提出的假设比实际情况更有希望。即使淀粉样蛋白理论已经获得动力，探索它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mixed results）。本财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为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提供的近一半资金（Almost half of the funding，16亿美元）用于以淀粉样蛋白为重点的研究和药物开发。如果该领域以更挑剔的眼光审视他的研究，本可以将这批资金用于更有前途的研究。

由于这些发现，西尔万· 莱森的其他作品也正在接受科学不端行为的调查（ being investigated）。然而，为什么学者们花了16年的时间才标记出这种潜在的欺诈性但又极具影响力的出版物？

请参阅“当研究人员对有问题的论文发出警报时”（ “When Researchers Sound the Alarm on Problematic Papers”）

虽然有预防和发现欺诈的保障措施——著名期刊上的文章需要接受同行评审，这是确保质量控制的主要方法；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 (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简称ORI) 对研究不端行为进行调查，显然是不够的。

期刊应通过在出版过程早期实施更大的诚信措施来减少对举报人的需求。科学界应该鼓励一种环境，让研究人员可以在必要时毫不拖延地作为举报人站出来。

理想情况下，具有误导性或欺诈性数据的研究会在发表之前被识别出来。但目前依赖同行评审的提交论文检查系统是不够的。研究人员似乎同意：2012年的一项国际调查（international survey）发现，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学者认为，在同行评审期间很难发现欺诈行为。在前不久接受《学术厨房》（The Scholarly Kitchen）采访（interview）时，科学史学家梅琳达·鲍德温（Melinda Baldwin）指出，“同行评审不是为了发现欺诈而设立的”，而且大多数欺诈案例都是在出版后发现的。

事实上，即使在顶级期刊上，同行评审也未能发现严重的（即使不是明显的）欺诈行为。例如， 《柳叶刀》（The Lancet）在2020年5月发表后不久就不得不撤回一篇文章（article），因为它用误导性数据声称抗疟疾药物羟氯喹导致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死亡；当月早些时候，该文章的作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其他欺诈性研究（other fraudulent research），该杂志很快撤回了该文章。

请参阅“《柳叶刀 》在Surgisphere丑闻后改变编辑实践（“The Lancet Alters Editorial Practices After Surgisphere Scandal”）”

这些研究的结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big political implications），而且他们受到的关注使得欺诈行为能够在无需举报人的情况下迅速被发现。然而，大多数研究并非如此。审查和质疑研究的完整性应该更加规范化，而不仅仅是受到全世界关注的研究。

由于同行评审不足，因此有办法在发表后快速检测欺诈行为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揭发者进来之道，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安全并在必要时有勇气站出来。尽管如此，2016年《学术诚信手册》（Handbook of Academic Integrity）中的一篇文章（article）强调了一系列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表明举报人可能会因暴露而面临挑战和报复。揭穿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可能会带来不受欢迎和恶名，就像马修·施拉格一样。

这也说明了ORI不足的原因：不当行为指控通常（often）来自科学家所在的机构，举报人可能面临社会压力，要求他们不要举报他们的同事，以免他们面临抵制和孤立。

此外，发现欺诈需要大量时间和专业知识。虽然研究人员可能会向资助机构或研究诚信办公室举报可疑的研究，但他们通常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被指控的科学家“有意、明知故犯或鲁莽”（intentionally, knowingly, or recklessly）行事。

例如，马修·施拉格仔细检查了2006年的研究并向NIH报告，但只是在一名调查实验药物 Simufilam的律师向他支付了18000美元之后才这样做。（如果Simufilam失败，该律师代表的客户将受益。）如果没有付款，马修·施拉格会发现值得调查吗？可能不是。为了对马修·施拉格的说法进行独立调查，来自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的专家花了6个月的时间。

目前依赖同行评审的提交论文检查系统是不充分的。

然而，如果科学界对最初备受推崇的基础性研究的审查正常化，并投入专门的时间和资金，那么可能不会花费16年的时间和由竞争对手利益推动的法律调查来发现欺诈行为。

基础研究应该定期重新评估，因为技术使更先进的测量方法和全面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能，这些方法可能会使那些曾经强大的研究结果过时，如果不是过时的话。这些重新评估将不同于发现研究中的差距，这已经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惯例。他们会质疑研究道路本身的前提。发现漏洞可以修改知识，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而有充分根据的举报则需要重新评估前提本身。

为了使这种重新评估成为一种惯例，期刊应该鼓励更多的文章使用最新的测量方法和方法论专门评估旧的但被高度引用的研究结论。如果科学数据以这种方式被视为更具动态性，那么质疑良好的基础将变得更容易，也使举报正常化。

领导层，例如部门负责人，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应该传达鼓励举报的信息，并且无论必要，他们都会支持和保护举报人。

举报不应该需要勇气，因为它应该是一种常态：科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质疑他们的知识来推进他们的领域。然而，我们不应该试图破坏科学，而应该更多地要求科学对自身的要求：持续和全面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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