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说自己一辈子都是错置的。人生最好的年华几乎都在牢里，他本是画家，在牢里当然不可能画画，音乐更是想都不要想了。写的东西，几十万字被付之一炬。艺术家本来就身心敏感，大半辈子看尽荒唐，饱经磨难，晚年在异乡终于有个栖息之所。这般经历之后，他的心不但没死，反而成长出如此独特的人格与眼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目光如炬”，再恰当不过），多亏了艺术——没有家，没有国，只有艺术不会背叛他，能给他提供永不枯竭的生命的营养。

      他的《文学回忆录》，非文非史，说白了其实是在讲他与那些最好的艺术家文学家之间的私交与故事，这样的交往不受牢房、不受时代的限制，不限生死，谁也干涉不了。对木心来说，伟人如歌德或孔子，只是四平八稳的庸人的最高境界。司马迁在忘掉儒家时才写的最好，连苏东坡的洒脱都不够彻底，因为他毕竟也做官，让俗物缠身。木心最佩服的陶渊明、尼采、拜伦等等，都最不服时代，不管特定的社会和礼教，自己造出一个世界——不管是在自己的田园中、文章里、战场上——对于外面的世界几乎毫不妥协，不是避世隐居就是出来捣蛋。

     身逢乱世，什么都靠不住，也只有遗世独立，自己造出一片天来，才能让那么高傲的灵魂得以存活。

     木心说他那个时代是“无缝可钻”。而那样的日子久了，哪天就算开了个口子，也不见得有人敢钻出来了。混口饭吃、明哲保身、私下里自己玩的开心、公开场合就说点无关痛痒的话、做个墙头草或者“闷声大发财”，自己的聪明自己知道，是最保险和安稳的活法。做个出头鸟，太累，太有风险，说不定还会搞得吃力不讨好。

      柴静出了这个头。之前或之后讲雾霾的人，其实都不少，有的比她专业和聪明，有的比她权威，有的比她深刻，有的比她有更多的利益牵扯，也有的比她更深受其害，按理说也绝不少她一个柴静。但是其他人讲的，要么听不懂，要么听不见，要么不中听，还有的可以讲的人选择沉默。

       柴静以己之痛，体味他人和社会更大更深之痛。花力气找人找数据，她自己也身在其中。讲的既要明白好听又要不失专业严谨，既要小心又不能不疼不痒。她也不仅在讲，还在做；不仅自己在做，还上问体制和官员，下普及百姓和公众。

       我读柴静的《看见》，才知道她读过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那不是一本好读的书。柴静不是什么伦理学家或哲学家，然而她也许比很多满嘴社会理论、学说主义的人都更能懂这样的一本书。伦理学远不仅仅是动脑筋和耍嘴皮。

        柴静不是自然科学专业人士、企业或政府的领导、环境或者新闻政策制定者。她也做不了自己不能做和做不到的事。她即便辞职在家，依然是今日一名最对得起自己的职业的新闻工作者之一。她可以发声，她发声会被别人听到，她发声了。不仅有她的声音，还有她的担当与智慧：冷静而不冷血，共情而不滥情，尖锐而不能过激，对一个记者，有这样的追求是职业素养和职业良心的最高体现——况且她还是一个赋闲在家的记者，刚做了母亲，相夫教子也可以过的本本分分，不用讨那么一身骚气。

       在如是的大环境下，出世如木心，入世如柴静，怕都算的上不容易。而若有天时地利，两样都能做的好的也有人在。乔姆斯基不到三十岁开创了革命性的“生成语法”理论，艰涩难懂，算得上出世之学问。 然而此公偏偏要跳出书斋涉足政治，出一本本砖头厚的著作鞭挞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批评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以至被美国政府痛恨，被以色列当局拒绝入境，甚至被人寄恐吓邮包。

        他不论讲语言或政治都能言善辩，且语言尖刻，导致他在书斋内外都十分有名。他的两种身份也不时被人闹混。据说他几十年前在某美国大学做演讲，题目是“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众人一看纷纷以为乔姆斯基终于出了什么关于政府的新理论。于是开讲之时居然坐满三千观众。 其实这个理论是乔氏抽象的语法理论的一个新发展，他开讲前看着满礼堂黑压压的观众，坏笑一下说，嘿嘿不好意思，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演讲开始二十分钟内，观众大半跑掉，最后只剩不到三十人。

       在政治与道德领域，乔姆斯基是个行动派，他关于美国与世界政治的书极少谈抽象的理论，他与美国20世纪后半叶最著名的政治学家罗尔斯是好朋友。乔姆斯基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是理论建构，当然写的不错，不过他自己更关心实际中怎么做。

        不过，乔姆斯基的语言风格，不管是学术或非学术，都是有名的枯燥乏味。他是搞语言学的，他的语言学理论本身枯燥不说，他的说话行文也绝谈不上漂亮，甚至毫无文采。前几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两场演讲，一场关于语言学，而另一场恰是关于保护环境，全球变暖的。我亲临了后一场演讲，听的晕晕沉沉，差点睡着，后来回想起来也几乎毫无印象深刻和令人激动的地方。

       乔姆斯基极少说别人什么好，但也有人让他服。他最佩服的人是罗素。他的办公室中挂着一大幅罗素的照片。罗素的人生与乔姆斯基确有惊人的相似：他年轻时作为数理逻辑学家出道。二十几岁与怀特海写了划时代的《数学原理》，数学家与哲学家读来都觉得冗长与头疼。前半生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后半生更多谈政治、宗教、乃至性解放，甚至在大街和广场上做演讲，89岁还因为发表裁军言论，被英国政府关到监狱里了几天。

      罗素活了九十七，乔姆斯基今年八十七，还在全世界到处跑，依然在不同的场合讲语言学或政治。不过与乔姆斯基的一大不同是，罗素不仅仅讲社会问题，还讲人生、人性、讲普通个人的幸福与爱；且他的文笔极好，早已是英式英文写作的典范之一。作为一个数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拿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记得高中时，课文里有罗素的那篇文章《我为何而活着》。罗素说，他活着是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情感的支配：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的苦难遭遇难以释怀的同情与怜悯。学课文时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同学们能用完全无动于衷的语调，齐声朗读这样的文字而听上去没有丝毫动容。但当时年少的我，激动之余，对它也只有抽象的理解。长大点后，才逐渐在自己和别人真实的人生中，有血有肉地体味这样的文字。

     今日中国，默默在学术或艺术之中耕耘，或在点滴推动着道德与社会之进步的人们，也大有人在，也许程度不同，也许水平参差，他们也大多无木心或柴静之名气或者相对的“成功”。但他们的人生也可敬可佩。不过，今天的中国，却绝然出不了罗素、或者乔姆斯基。

      木心遭遇那样的苦难，看尽人情的不可靠，只有在艺术中，才有穿越时空、唯一可靠与永恒的爱助他生存；柴静在一个可做为可不做为的环境里，用她的智慧、勇气、职业训练、还有身份，从缝里钻出来为社会的一点进步实实在在地出自己能出的力气。而乔姆斯基拥有那样的运气，在知识和象牙塔里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对社会可以尽一个真正值得骄傲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至于罗素，他那样的人生，真、善、美、乃至健康与长寿聚齐，求之不得，可谓全福矣。

 （补记：将这四人一起写，并无更多它意；仅仅是这几年在学业之外，读到看到有感触的几个人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