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新地方，新的生活极为忙碌。C大课业繁重是出了名的，计算神经又高度的跨学科（倒也挺合我的胃口），所以我修的课，一门在数学系、另外两门属于神经、心理和生物系。三门课里有两门坐着的几乎全是神经或者数统系的博士，一进到班里压力颇大。大家自我介绍以前的背景，也都是相关专业，只有我，刚说出“哲学”便引起老师的好奇、同学的侧目——钢琴就更是提也不敢提了。

上课，大多数时候，老师根本不管人类的理解速度的上限，专门的计算神经课，本也没几个人，第一次课后还又吓走了四五个。开学第一个周末，我家门不敢出，几乎全天闷在家里做作业和看书，熬了几天后，好歹适应了一些这样上课和学习的速度，也有信心把选的比较难的课坚持下去了。回忆下来，一周学的东西，似乎比我以前自己看书，一个月学的东西都要多。

 所以好歹忙碌的也算值得。在这里不管是学习还是研究，似乎也都随时接触到最前沿的研究和人，带来的成就感和动力自不必说。我跟实验室的博士做研究，我本以为只是给我试试身手，我问研究出来的结果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呀。他口气颇大地说，理论上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才有做的必要。上神经的课，介绍计算神经的历史，老师说啊发现这个这个的人现在就在我们这栋楼里；另一次下课，走到一楼，发现过厅里三三两两的人，边吃东西边聊天，应该是什么活动以后的茶歇，我于是走过去，也想偷点饼干吃。发现几个学生正围着一个老头高兴地讲着什么，不经意一看，发现老头居然是DNA的发现者沃森。

 这些多少都在我之前的预料之中；我也准备好为这种的生活付出代价，比如说不能再看很多其他的书，或者练太多的琴。况且学习离城里太远，想听一次音乐会怕也不再那么容易。不过一开学我才发现，这里虽然没有音乐演奏系（但是有音乐理论和作曲系），但是音乐生活之丰富，与我呆过的音乐学院相比却毫不逊色。学校一年的各种演出、大师班、和音乐会早已排满。学校里有钢琴教授，而且她以前还跟我之前音乐学院的教授有一个共同的老师（Leon Fleisher）。跟她上课也要像进音乐学院一样面试，她每周也会像我在音乐学院里一样有所有学生在一起互相演奏和交流的studio class，明年我们还要一起在全校演巴赫的音乐会。学校里甚至还能学到重奏和古乐器（古乐器还有古典系的支持）。

 这样一想，虽然人不在音乐系，但是我的生活中的音乐并不会减少太多。后来跟指导我做研究的博士聊天，原来他居然也和我极为相似，他弹吉他和吹号，只不过是爵士乐，作为一个生物物理高年级博士生，每周都去酒吧演出，每天不练习一会儿就手痒。他说这完全不仅仅是什么“爱好”：很多人不理解，音乐对于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此话一讲出，我激动的差点与他拍起手来。

 不过，他依然惊讶我曾经去了音乐学院，他问：“所以你还是想做个音乐家？”我说，没有，这种想法倒是在去音乐学院之前有，在音乐学院之时便不再有这个念头了。

 回想三年前，我去Berkeley做研究，做完之后教授说你可以考虑来我这读研，我才跟他老实说我下一步想先去音乐学院，本以为他会诧异甚至是有些生气，但是他居然毫不意外，说自己也爱弹吉他爱的不得了。我随后问他万一我当音乐家了还有没有可能做科学。他说，反过来好像会容易得多，比如像我这样。

 我这般的经历，让我格外关注同样有类似经历的人。以科学为主业，兼修音乐的例子，不管是身边还是有名的例子当然都很多，著名的例子像爱因斯坦、普朗克等等就不用说了，普朗克在做物理学家之前，想的是去当钢琴或管风琴家。20世纪代数几何最有名的大师Grothendieck据说也动过去搞音乐的念头。

 虽然，他们的音乐水平究竟如何倒不太容易知道。据说爱因斯坦曾经和大钢琴家鲁宾斯坦一起演奏排练，爱因斯坦在有一个地方总是慢四拍，最后钢琴之神鲁宾斯坦有点发飙，跟物理之神爱因斯坦说：“教授先生，您不能连数到四都不会吧。”

 至于音乐家中能同时搞点科学的例子确实似乎就少得多。像俄国的作曲家鲍罗丁和居伊，活着的时候主业分别是化学和军事，死后以作品留名于世。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少之又少。刚刚去世的著名指挥家马泽尔，16岁进匹斯堡大学学的是数学和哲学，但后来毕竟也只能算他的业余爱好。

 不过，科学与音乐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两全”者，居然还真不在少数。我以前本科时的老师P就考证过说，普朗克早年的音乐研究里用到的数学，和他后来创立量子论用到的数学有惊人的相似。他还考证在数学家欧拉、物理学赫姆霍茨和托马斯·杨的研究中，音乐研究都对他们的数学或科学研究有所影响。我的老师自己也是类似的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博士，同时是我们学校的驻校钢琴家，大四那年同时指导我的量子力学毕业论文和考音乐学院的曲目，认识他之前，他同时是他的两个母校斯坦福和哈佛的访问教授，去斯坦福讲的是音乐，去哈佛则是讲物理。

 中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老清华的“四大导师”赵元任也是个好例子。他在语言学上贡献太大，禀赋实在太超群，以至于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历史上创作的第一手钢琴曲便是出自赵元任的笔下；刘半农作词的经典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作曲是赵元任，甚至首唱都是他本人。（另外，赵元任早年在康奈尔大学，和回清华一开始，其实教的是物理。）

 至于近一点的例子就更多了。著名语言哲学家Donald Davidson，同时也是钢琴家，曾经和大指挥家伯恩斯坦演奏过很多次双钢琴；逻辑学家Raymond Smullyan是丘奇的学生，写了哥德尔定理提出之后几乎最重要的关于哥德尔定理的论文，不过他12岁便已在纽约的钢琴比赛中拿头奖，后来手伤了，没办法弹那么多琴，才去搞数学和逻辑；科学家和哲学家Ervin Laszlo的广义进化论和量子意识理论世界知名，但他从小也是音乐神童，9岁就和布达佩斯交响乐团一起演协奏曲，15岁进李斯特音乐学院，后来也常有演出和录音；甚至最近来我们学校访问的一位研究范畴论的数学教授，同时也是位艺术歌曲的专业钢琴伴奏……至于今天数学家、科学家研究音乐，音乐家和音乐学家把数学和科学带入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中，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即便如此，这样的人大多数时候，主业仍然不是音乐家。最好的音乐家，似乎无一有任何的“分心”，必须要对音乐有着专一和持之以恒的投入和专注；同时，音乐家在现实世道中生存好的难度，实在比科学家要大太多。科学家尚有年轻时靠着天赋、冲劲和运气一朝定乾坤的事例；而在艺术中，即便很早就有功名（但是也只有文学家拿的了诺奖，钢琴家只可以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弹琴），要成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几十年的专注磨炼只是起码，真正的道路到死都没有尽头。

 所以，也许我很早就注定不能做最好的音乐家了，除了早期训练的缺乏，我虽有对音乐的热情和一些天分，但却没有为它而牺牲所有的勇气和决心。做好的科学家当然难，而要做好的音乐家或艺术家，似乎非要有决绝之心不可。按作家和画家木心先生的话讲，非要有牺牲所有的勇气（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是家庭和亲人），非要有“做绝了”的毫无保留，才可能换的来真正的艺术。

 既然如此，只有在生活中，甚至在科学中，也尽力多一些时刻，让艺术的光能多照进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