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里的一天，我正在下班接儿子的路上，先生打来电话说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Rakesh Jain 成了今年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Medal of Science）的得主。国家科学奖章是美国政府颁发给科学家的最高奖励，Rakesh 此番得奖，使他成为麻省总医院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自然少不了应有的庆祝活动，而 Rakesh 实验室的人也想趁此机会聚一下。今年正好离我们博士毕业整整二十年，和先生一番商量，决定把今夏度假的地点选在波士顿附近。

Rakesh 是肿瘤血管生成及微循环学说的奠基人之一，90年代初先生跟随 Rakesh 做研究时，恰逢他刚把实验室从卡内基梅隆搬到哈佛不久。那时的 Rakesh 已经功成名就了，是哈佛花了重金以讲席教授的位置从卡内基梅隆挖过来的。然而 Rakesh 到哈佛后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把研究带上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台阶，不断有重要工作问世，这些成就使他相继入选医学院、工程学院和科学院，成为为数不多的集三院院士于一身的科学家。此番获得国家科学奖章，当属名至实归。

我于93年初在 MIT 通过资格考试后，开始在麻省总医院的核磁共振中心做研究。麻省总医院和 MIT 隔河相望，从剑桥MIT 的所在地 Kendall Square 坐上一站红线地铁，穿过朗费罗大桥，便是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的院本部了。当时医院为了扩大科研规模，开始在与波士顿毗邻的 Charlestown 的原海军基地（Navy Yard）买楼，最早的一栋为149楼，是由一栋老旧的库房改建的，核磁共振中心和 Rakesh 的实验室皆位于其中，我们在一楼，Rakesh 的 Steele Lab 则在四楼。Steele Lab 旁边有一间小厨房，午餐时间学生和博士后们会聚在那里边吃边聊，我也常常加入他们的吃谈会。Rakesh 有空时也会来和大家一起吃中饭，顺便向我们传授一些做学问的经验之谈。

位于波士顿北边的前海军基地

149楼

Rakesh 那时住在院本部的一栋公寓楼里，每天坐医院的班车去实验室。医院的班车晚上11点后就停止运行了，但Rakesh 有时会因为工作太晚而误了班车。我那时和几个小组共用一台核磁共振谱仪，为了充分利用仪器时间，常常要在实验室呆到下半夜，等前一个样本跑完了，再换上一个新的样本才回家，因此晚饭后都是和先生一起开车去实验室的。Rakesh 若是误了班车，我们便会在回家的时候稍稍绕一下，先把他送回家，我因此得以近距离地观察 Rakesh 的为师与治学，点点滴滴，受益匪浅。

印象最深的是 Rakesh 鼓励我们学习分子生物学。自1953年 DNA 结构被发现后，生物学技术突飞猛进，到了90年代，在基因和蛋白水平对生命现象进行机理阐述的分子生物学，已经完全取代了以分类和现象描述为主导的传统生物学，成为现代生物学的主流。Rakesh 是学化工出身的，他早年独辟蹊径地把工程的方法用于肿瘤生理的研究，因而成为一派学说的掌门人。然而 Rakesh 敏锐地认识到了把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引入到肿瘤生理研究的重要性，开始不断地鼓励大家去学习分子生物学，并且自己也身体力行。记得有一次吃中饭时，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头天晚上读 James Watson 的“Recombinant DNA”一书，一个晚上学习了三个得诺贝尔奖的实验！除了自学，Rakesh 还专门去参加了一个暑期培训班，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技能，从最基本的跑电泳学起。

Rakesh 这种治学态度对当时的我是个不小的震动。我虽然在大学本科接受了严格的数理训练，但生物和化学知识一直停留在中学水平，而且对生物学有着近乎无知的偏见，觉得那不过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学科，只有物理和数学才是挑战一个人智力的真正的学问。看到年逾不惑功成名就的 Rakesh 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时，我才意识到：没有笨的学问，只有眼高手低不踏实的学生。于是利用做实验的间隙，老老实实地回到 MIT，和一帮比我年轻十岁的本科生一起，把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理学系统地修了一遍。当时一起修生化课的还有先生和 Rakesh 的一位博士后，我们三人每次上完课一起坐地铁和班车赶回149楼的实验室，路上聊的也都是和科研有关的话题，那真是一段单纯专注美好的求学时光。

麻省总医院为 Rakesh 举行的庆祝晚宴设在剑桥查尔斯河边的 Royal Sonesta Hotel，开场时主持人打出 Rakesh 在白宫接受奥巴马颁奖的照片风趣地说：“这是 Rakesh 在向奥巴马道贺，并敦促他增加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晚宴于是在一阵哄堂大笑中正式开始了。在对 Rakesh 的职业生涯做了简短介绍后，几位重量级的嘉宾纷纷上台祝贺词，其中有Rakesh 的博士论文导师、前普林斯顿工学院院长 James Wei，也有 oncogene 的发现者Robert Weinberg 教授。我想嘉宾中最高兴的当属前肿瘤放射系主任 Herman Suit 了，当年是他极力游说 Rakesh，把他从卡内基梅隆招到自己的麾下的。Herman 本人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并且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记得有一年系里 retreat，Herman 要给大家做一个关于文艺复兴的报告，为此专门跑到意大利去搜集第一手资料，其专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晚宴压轴的是 Rakesh 回顾自己40年科研生涯的专题报告，跟随着他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又重温了一遍肿瘤微循环理论的发展史。在最后的致谢中，Rakesh 列出了他带过的200多位学生和博士后的名字，我不由想起了荀子《劝学篇》里的那句成语：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

晚宴结束后看看时间尚早，我和先生决定去MIT校园转转。再一次踏上曾经非常熟悉的校园，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们竭力回忆着那些大楼当年的模样，还有各个系的所在地。快到 Vassar Street 时我问先生：丁肇中实验室大概不会在了吧？先生回到：现在已经是希格斯波色子和引力波的时代了，J 粒子已经成为历史了。未曾想几分钟后，那块大大的印着 J 字的牌子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不由忆起了第一次来波士顿的情形。

J粒子

90年夏天先生从纽约转学到 MIT，我们那天起了个大早，拎着两只装得满满的大箱子，去纽约中城的 Penn Station 搭火车。那时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整个火车站的大厅里尽是摩肩接踵行色匆匆赶着上班的人们，高跟鞋皮鞋撞击地板发出的刺耳的声响不绝于耳。那一刻的曼哈顿像是一架高速旋转着的绞肉机，让我感到说不出来的压抑。这种感觉到了波士顿都还有些挥之不去，直到出租车上了哈佛大桥，蔚蓝的查尔斯河像一幅长卷画轴般展开在眼前，远处白云悠悠，河面上白帆点点，让我立刻感到一股说不出来的神清气爽。

在波士顿这座充满活力却又宁静致远的城市，我度过了求学时代最后的近六年的时光。如今回头望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尚懵懂，许多想法朦胧而不接地气。离开大学后，则经常由于找不到理想与现实间合理的摆渡方式而徘徊不已。我们这一代于改革开放之初来美国洋插队的人，首先要面对的便是生存的压力。我在波士顿读书的那几年，也正是IT热与金融热方兴未艾之时，身边的不少朋友都纷纷转行了。然而，是波士顿宁静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许多像Rakesh这样专注于学问的学者，渐渐地坚定了我要留在学术界的想法，我因此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今年恰逢我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因诸多事务缠身合肥的同学聚会无法前往，能有这次机会回波士顿，重温那段求学时光，检点行囊，是个不错的补偿。年初奉命填了一首以“年轮”为题的行香子，帮主老庄留言道：年轮一转，远的远了，淡的淡了，能不忘初心甚好。的确，红尘里的喧嚣终究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那些云淡风清的日子，才会永远珍藏在记忆中，伴随着我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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