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科学的成果不仅用于解释自然，而且常常借鉴到社会领域。例如牛顿力学对于启蒙运动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不仅影响到19世纪的欧洲，而且波及遥远的中国。20世纪的“三论”与“新三论”更是如此，功能耦合与耗散结构理论是讨论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有效框架。

一、功能耦合：经济、政治、文化

   一个稳定存在的社会一般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提供社会物质支撑，如物质设施、税收或财政收入，提供人力资源，以及提供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政治规定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民主或集权，人与人的关系如契约或伦理，以及规定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论证经济和政治子系统的合理性，以使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感到当下生存状况的安适和提高境遇的可能性；或是揭示某些不合理现象，提出建议，敦促经济和政治子系统调整。于是，在社会三大子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输出是另外两个系统的输入，而后者的输出又正好是该子系统的输入，三个子系统彼此之间形成功能耦合。下面以罗马共和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加以说明。

公元前3世纪至纪元前后的罗马共和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富于活力。社会三大子系统之间形成良好的功能耦合。当时罗马共和国是自由民和奴隶共存的商品经济，这样的商品经济的输出是提供人力，自由民在平时从事经济活动，提供税收，支撑罗马社会的运行；战时则当兵打仗。商品经济还有助于形成民主的政体和个人本位。这样的商品经济的输入是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和对奴隶的控制，稳定的社会和对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机制，以及充沛的硬通货和发达的交通。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是共和制，其输出是强大的罗马军团，战时打仗，保卫和扩大疆域、俘虏奴隶和镇压奴隶起义，以及掠夺硬通货，平时修建大道，以供军团调遣和经商；制定法律，保护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以维持社会各方面的正常运行。共和制政治的输入是稳定的兵源、税收、自由民的爱国热忱和对共和政体的参与精神。最后是文化。罗马共和国的文化是神人同形宗教和城邦爱国主义。这种文化的输入是繁荣发达的城市生活——在其背后是奴隶的劳动和税收，法律和军团对此的保护。正是这样繁荣发达的城市生活哺育了城邦爱国主义，养成了为共和国而战的尚武精神，养成了积极参与的精神。现在中国城市热衷于修建的“市民广场”，多半指望市民的参与而爱我某某。于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子系统彼此功能耦合，社会稳定运行。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对此提供了例证。虽然不同朝代会有所差别，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是自耕农和地主共存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输出是税收、人力——服兵役和服劳役，如开挖大运河、修建万里长城。小农经济再加上大规模的灌溉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小农经济也是儒家文化的温床。在这样的小农经济中，各个农户、村庄彼此间在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是无关的，自给自足，没有彼此间的功能耦合，因而必须靠大一统的强权、血缘关系和伦理来维系“凝聚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其输出是法律和军队，对外用于征战和卫国，对内用于镇压农民起义，遏制贵族化倾向和扫荡割据。封建统治的政令是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以保护小农经济，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其输入是各种人力资源（劳力、兵役和各级考生）、税收和儒家文化的歌功颂德或诤言力谏。得到来自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的支撑，儒家文化的回报是，在政治上要忠君、维持统一反对分裂，在经济上要重义轻利，经商者十商九奸。要遏制对财富的追求，遏制自发的资本主义，提倡“融四岁，能让梨”以及“不患贫，患不均”等等。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处于功能耦合之中。这种功能耦合所形成的凝聚力的最大特点是，各个农户之间的惟一功能或许就是彼此制约，制止一切变化和个性，以维持稳定和一律，也就是“死水微澜”。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还有一项独特的措施——科举考试。在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中，科举考试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科举考试从社会底层选拔人才，从而一方面组织和引导人们的精力流向当局设置的道路而不再随意发泄，另一方面是给出路，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看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往往是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这一习见的事例从反面说明了科举考试的这一功能。抚今思昔，要是当年统治者也扩招，就不会有那么多农民起义了。其次，从社会底层选拔的人才一般与地主不属于同一阶层而属于另一阶层，统治集团就以刘墉等官僚阶层来对抗地主阶层。第三，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正统，应试者都得烂熟于胸。不论这些应试者的本意如何，由此即强化了儒家文化的地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

二、功能耦合的演变

1．功能耦合的演变

功能耦合并非万无一失，社会结构处于演变之中。

还是以罗马共和国为例（主要见金观涛与刘青峰的著作）。由于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所以着眼点从那一个环节开始其结果是一样的。罗马共和国在运行历经300余年后发现，有资格当兵的自由民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因为自由民在与奴隶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自由民去打仗就耽误农时，打胜了俘获更多的奴隶，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奴隶主；打败了则一无所有。久而久之，自由民的少数成为奴隶主，多数破产，造成兵源枯竭。但总得有人来当兵，接下来就是马特乌斯的改革，变兵役制为募兵制，从无业游民中招募兵员。这一步又引发了日后的一系列变化。

随着经济基础由自由民和奴隶主共存的商品经济演变为单一的奴隶制商品经济，政治也由共和演变为帝制。由无业游民构成的军队不再忠于共和国，而是忠于带领他们的将领，例如恺撒，甚至“忠于”钱财。同时，文化中的城邦爱国主义演变为泛城邦爱国主义，参与精神下降。自由、独立和民主让位于对权力的渴望、膜拜或顺从。罗马共和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演变为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中，军队和皇帝是一切的主宰。经济、政治和文化最终都归结为两极：失去制约、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或觊觎权力或顺从权力的另一极。

顺便说，一些非洲拉美国家之所以政变频发，根本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制约。

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并未延续多长时间。随着分给得胜将士的土地、财富和奴隶越来越多，逐步形成大大小小的庄园，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关税，自给自足，于是商品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庄园内的自然经济。随着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律甚至军队，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复存在。有财有势的人纷纷搬到庄园去管理他们的家业，繁荣发达的城市走向衰落。“雅典文明，亚历山大城的文明和罗马城的文明不可能在田野上继续存活，正是在城市社会的衰落中我们找到了政治崩溃和文化转变之间的关键性联系”。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兴起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城市对于文明的意义。想起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禁哑然失笑。中国，不知还有多少此类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例。

除了罗马帝国社会内部的因素外，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期间，也受到所到之处文化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宗教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人们（主要是下层）感到今生今世无望，唯有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拉丁教会诸博士”之一圣安布罗斯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于实现来世所怀的希望”。宣扬“普天之下皆兄弟”，于是不必爱国；“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给他打”，所以不要尚武。对神秘主义的迷恋和盲目信仰导致理性衰退，到4世纪，愚昧已成为人们恭维的德行。“从市民神向拯救神的转移，从现世向来世的转移，构成了社会基调的深刻转变”。

2．演变的原因

耦合起来的功能何以会发生演变？原因在于以下四方面：功能耦合的局限；功能异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以及环境的影响。

首先，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把子系统的功能完全耦合起来，总有多余或缺少的部分。这些多余或缺少的部分在社会结构刚刚生成因而有很大空间时无足轻重，但正因为这些功能无法被耦合，因而久而久之就积淀下来，最终影响乃至破坏系统整体的运行。上述由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演变过程中，有资格当兵的人数减少，最终导致马特乌斯的改革即是一例。

其次，任何功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必然也有负面作用，这就是功能异化。马特乌斯的改革解决了兵源问题，但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甚至罗马大道，享有“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美名，平时用于通商，战时调遣军队，也会发生异化。到罗马帝国末期，盗贼沿大道横行，外族沿大道入侵。平民百姓纷纷远离城市，远离大道，到庄园寻求庇护。这一点类似于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

第三，社会结构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为了能正常有效的生活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桶”，一个框架，以容纳社会生活的日常运行。在一个社会结构形成之初，新的框架能够容纳丰富的社会生活，但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变迁和愈加丰富，慢慢地这个社会结构之桶就装满了。于是就会发生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桶的限制，社会生活本身冲突起来，例如罗马帝国末期频繁发生的政变；二是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冲突，要求拆除已经装满的桶，构建更大的桶，例如马特乌斯的改革。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社会生活是内容，社会结构只是形式。社会结构一旦构建起来，就相对稳定不变，而社会生活则日益丰富，不断更新。因而社会生活如同不断焚烧着的火，必将推动社会结构演变，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社会结构。

最后，没有孤立的社会结构，任何社会结构都处于某种环境之中，必然受到环境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基督教传入引导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而外族入侵则给予这摇摇欲坠的帝国以最后的一击。

3．演变的阶段与类型

社会结构的演变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社会结构之桶中出现越来越多无法耦合的功能，它们在社会中游荡，破坏社会的稳定。由此自然会联想起，当代中国又有多少功能在游荡？第二阶段，这些游荡着的功能彼此耦合起来，形成潜结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潜结构生成的标志。需要指出，这些潜结构未必都是“正能量”，譬如当前中国的利益集团。第三阶段，潜结构成为显结构，原有结构被取代。自然，在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无界线，特别在前两个阶段间常常会有交叉和重叠。

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有以下类型：其一，长期停留于第一阶段，社会陷于动荡混乱之中。其典型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游荡的功能长期得不到耦合，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是指这数百年。其二，突变。原有的结构不愿自行退出舞台，新结构推翻原有结构。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其三，渐变。原有的结构顺利平稳地让位于新结构，如由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甚至有时新结构就是在原有结构的呵护下诞生，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渐变的典型。

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社会结构转型的第四种类型——超稳定结构。在一个朝代的末期，未被耦合的功能已经积淀到了极限。农民破产，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加深；地方上的贵族化倾向抬头，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官僚集团膨胀，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本来应起遏制作用的官僚反过来与地主同流合污，可以认为是古代的权钱合一，利益集团；再加上几个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于是或群雄割据，或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朝廷。问题在于推翻朝廷之后怎么办。无论是群雄还是起义领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按原有朝廷再搭一个新朝廷。新朝廷扫除了上一个朝代所积淀下来的功能，倒掉了社会结构之桶中的垃圾，生活重新开始。改朝换代，改掉的是朝和代，没换掉的是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是构建一个更大的桶以容纳新的丰富的生活，而是周而复始，形成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五千年如一日，直至近代为外力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