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科技的发展无疑在总体上提升政府及其权力、市场与资本，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运行水平，譬如互联网，譬如高铁，这一点已有共识，不再赘述。

有必要指出的是，科技对政府及其权力、市场与资本，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并非是“１+１+１”或“三一三十一”。一般而言，科技发展对这三方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呈“等差”甚至“等比”的关系。政府以其拥有的权力和高度的组织性，往往可以在科技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以至众多西方的研究者把科技划为政府实行统治的“工具”。例如，在已经或正在到来的大数据时代，由于政府具有的信息优势，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而又更为精准及时地监控市场与资本，俯视社会与个人，譬如只有政府看得见而个人不能看的不动产。牧羊人和羊的隐喻被一再提及。资本居其次，也可以在稍小的范围内监控公司的员工和消费者。在引入ERP（企业资源计划）之后，杨元庆不无得意的表示，现在联想集团的运作变得透明，如同看着金鱼缸里游动着的金鱼，而他本人则在鱼缸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因其在大数据方面的作为而与政府之间发展出既合作又博弈，数不清理还乱的联系。

虽然科技尤其是互联网提供个人更多选择权，个人由此获得更大自由，可以相对独立于组织或“单位”自我扩张，但个人毕竟势单力薄，只能用脚或眼球投票制约政府和资本，由此汇成的社会舆情，其涨落的频率更高，幅度更大，范围更广，更易激起蝴蝶效应；同时也更难追溯和追责，更难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分散的个人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与政府和资本叫板的地位。不过虽然如此，由于新媒体的破碎和短平快等特点而缺乏理性和必要的深度，充满情感和非理性色彩，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在前不久医生自拍事件中，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的舆情。

即使这样的均衡也一再被科技创新所打破。几乎每一项科技创新，或者将新的要素投入市场，或者重新配置各项资源的关系，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原有生产力各项要素在市场中的权重和价格；导致以个人与社会一方，与资本为另一方关系的此消彼长。在科技的发展中，先是体力劳动者贬值，随后是单调重复的劳动者贬值，接下来可能会轮到从事简单逻辑思维的脑力劳动者。个人唯有以其有价值的创新和社会的自组织抗衡市场与资本。

科技创新也改变政府权力与市场资本的博弈关系。一旦新的产业产生，政府、资本和个人三方之间的游戏规则有待在博弈中重新商定，政府需要时间审视资本与社会的新的关系，重置自身在资本与社会之间的立场，使资本不至摆脱监管，社会既得到发展，又不至无序和弱化。于是，资本便会有一段相对自由的时期，在新拓展的疆域获取超额利润。当下，互联网所到之处正是这样的“空白地带”。传统金融不敌互联网金融，电商位列2014年度中国最吸金行业之首，在相当程度上即因为此。近日，中国在打车软件和支付宝上频频出招，即可见在科技创新打破均衡的态势下，政府为维护国企利益的良苦用心。

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三方博弈关系的演进，资本由商业和产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覆盖的范围更广，具有全球影响，跨越的时间更久，含有对未来的预期甚至某种信念，如保险、股票和期货等，同时流动性更强，杠杆的倍数更大，还有诸如抵押、租赁和借贷等，因而所对应信用等的文化内涵更高更丰富。一端要求法制环境更加公正透明，要求国家乃至世界局势相对稳定，可以预见；另一端则是不确定性加大，击鼓传花，传递并放大风险。由此可见，资本升级的同时也要求政府权力和个人与社会的递进。科技创新大潮所到之处，政府、资本与社会三者关系重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就于新的平台上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功能耦合。

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生产力要素中的核心因素或“序参量”由土地、资源、资本一路攀升，知识，特别是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源泉正在并已经成为核心因素，成为制约或促进资本继续增值的短板。科技在风投等资本的激励下，一步步由低向高驱赶作为劳动者的个人，把他们由体力推到精神和知识，由重复劳动推向创新的高度。知识社会中的人力资本，这一特殊的“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须臾分离，却与传统意义的资本相分离。在这样的高度，再加上金融资本本身的要求，历来处于弱势的个人和社会获得了未曾有过的权重。

不过不同于政府的权力，可以由立法司法和执法行使权力；也不同于资本，可以颐指气使，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也不在于政府和资本三顾茅庐，求贤若渴；创新动机、能力和人才并非如诸葛亮那样就明“摆”在那里，等政府和资本去“顾”，乃至拔苗助长；个人与社会的权力在于，若是无视个人的合法权益，未能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前景，其结果一方面是创新停滞，一切发展的源泉或者面临枯竭，或者步入歧途，或者乱象丛生，陷入纷争与混乱；另一方面是一切发展失去最终的目标，变得空洞、苍白和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