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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说实话,“中国人,你为何不创新?(一)”未曾想到戴上小红花,亦未曾想到点击已逾7千,先前博文也有点击过万者,那是经年累月,现在“方数日”;更未想到评论近百,这在博主的小菜园里是绝对冠军,直令博主应接不暇。感谢编辑部厚爱,更感谢网友互动,博主试图继续,也希望各位继续参与。博主的思路是,由古及今,由大到小,由传统文化到眼下的体制。以下先讨论传统文化。毫无疑问,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就创新而言,更是孕育出四大发明这样造福于全人类的伟大创新。此处仅分析对于创新不利的一面。
首先,传统文化主张随遇而安,得过且过,这样的处世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至今,譬如说,“混”。随机涨落乏力,也就缩小了创新的空间。正如韦伯所言:“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合理地适应世界,”道家的“自然”、“唯小”、“处下”、“守雌”、“不为大”、“和其光,同其尘”、“柔弱胜(任)刚强”等,也都是适应和顺应之妙方。香港诗人黄灿然写道,“桑塔格(20世纪世界著名思想家)在舒适的环境下使自己严厉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适起来。”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此而延续数千年,不仅稳定,而且“超稳定”,乃至死水微澜。几乎所有与涨落有关的描述都或多或少带有贬义的色彩,如喜新厌旧、朝三暮四、三心二意、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等等。儒家的孔子:述而不作;道家的老子:不为天下先(36楼刘刚老师的评论)。难得的繁荣时期正是随机涨落大行其道之时。
不仅如此,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文化倾向于收敛,收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参见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其意图在于提升社会整体涨落的效率,但在实际上不利于随机涨落的发散特征。从根本上说,创新的内容、时间和主体不可预测,这种不可预测的根源之一就是涨落的随机和发散。在“经济人”的驱使下,涨落会选择与收敛的方向保持一致,与榜样、典型,以及形形色色的“感动中国”保持一致,以减少涨落的成本,增加被社会选择的机会;或者干脆避免涨落,以减少因方向不一所带来的风险。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又没有为“性本恶”的一面设置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是寄希望于伦理道德,寄希望于说教和“耻感”。在高调的伦理道德,高雅的琴棋书画和高不可攀的礼仪之邦的山脚下,涌动着流氓的暗流(超稳定结构中的国家与流氓2012-10-10)。一旦有可乘之机就可掀起波澜,形成漩涡,冲刷河床。改朝换代之际就是流氓的盛宴。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流氓和流氓意识再度沉渣浮起。民不畏“耻”奈何以“耻”惧之?既不知耻,就必须诉诸法律。遗憾的是,现有的法律多停留于模糊的“原则”,还有不知花落谁家的“解释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传统的伦理道德力不从心,当代中国的法治亦不完善,不可逾越的底线上留有大大的“后门”,社会中相当部分的涨落由此泄漏,蜕变为流氓,成为江河两岸危险的“管涌”。这就是眼下随处可见的违规和假冒伪劣,是与人类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逆向“创新”。中国人的多少聪明才智都顺着这样的后门跑冒滴漏,他们的人性随之堕入深渊,而河水的两岸更是面临崩塌的危险。
据称,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中,中国人把金钱列为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人生的其他作为,包括创新在内,只是实现金钱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或手段。人类发展与己无关,终极关怀过于遥远。如果有捷径以及更少风险的途径可以获取金钱,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和冒风险去创新呢?
河水各有算盘,河床未必开阔,河道多有弯曲,河中或有礁石,两岸还有缝隙甚至管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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