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人实现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的途径

总体而言，本文中所论及的五种需求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图解为：

椭圆虚线是认知需求，覆盖除自然性物质需求外的三种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性物质需求也由原初的本能状态提升，譬如操作家用电器、电脑、手机，以及上网等，同样必须经由认知需求。

五种需求的划分，关键在于区分自然与社会，区分认知与情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将文中提出的与马斯洛需求层次有所不同的人的需求层次，称之为“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由此形成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某种互补关系，以提供分析人的提升过程和路径的不同的视角。总体而言，可以从自然和社会这两条线索的此消彼长来理解，一条是人的自然性、本能逐渐变弱的过程，不是其本身变弱，而是在整个需求中的地位下降，其典型是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另一条是人的社会性的提升。

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的提升路径是：自然性物质需求-认知需求-社会性物质需求-自然性和（意味不分前后，可以同时发生）社会性情感需求。不难看出，认知需求，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在这一序列中具有必不可少的基础地位，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与马斯洛需求层次一样，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如此亦步亦趋，但社会的主体需沿此途径攀登，以创造必要的物质财富，满足社会性物质需求，最终上升到社会性精神需求。

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样，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的需求层次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除了自然性物质需求的边界相对明确外，其他四种需求之间都存在某些重叠之处。各种需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偿。特别是认知需求和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情感需求，对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物质需求起着某种程度的补偿作用，如黑客显示自己无所不能、编造谎言者追求点击率等。在某些社会如古代中国，有些人会满足于自然性情感需求而未必追求社会性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甚至将舍弃社会性物质需求作为最高境界；如隐居山林而远离尘世，或越过其他需求直接追求社会性情感需求，甚至以此作为唯一动机，如享受荣誉称号（如“最美某某”和“感动某某”等）而放弃物质需求等，前者的满足可以补偿后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属于此类。更多的情况是曲径通幽，由追求两种情感需求回过头来间接实现其物质需求。此外，还可以依靠权力和暴力直接掠夺他人和自然，以满足自我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物质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也好，本文提出的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也好，个体为满足自己的需求遵循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或者说符合经济人假设；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实际上是自然界最小作用量原理在人类社会的延伸。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是，如果不能通过直接的途径，以及如果间接途径的效益更大，成本和风险更小，那么某种需求就可以通过追求其他需求的途径而实现。这一点在中国社会更为典型，在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的视野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西方人基本上沿马斯洛需求层次实现自我。实际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对西方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途径的总结。一部西方文明史，其主线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个人在沿需求层次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推进社会的发展。在本文的视野中，可以发现由自然到社会的次序，以及认知需求的巨大意义，前文对此多有述及。以下主要以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1.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政治上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则是儒家正统。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经济基本上满足个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各级官员由皇帝提供的俸禄维系相应的社会性物质需求，民间没有明显和拉开距离的分层，再加上儒家社会崇尚重义轻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普罗大众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与其自然性物质需求相去不远。少数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的满足不是经由其创造财富而获得，而是通过苦读圣贤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国人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步登顶，攀至“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顶峰，然后回过头来获得社会性物质需求，所谓名利双收。

对于在入世、仕途和名利场受挫者，传统社会为其准备好了退而求其次的道路，隐居山林。一方面，退隐者本人可以在自然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进而愉悦和享受。初级阶段如马致远的《双调·清江引》[5]：

林泉隐居谁到此/有客清风至/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争甚么半张名利纸。

诗文中尚有留恋和不平之意。高级阶段大概当属陶渊明及其“采菊东篱下”，全然是沉浸和陶醉了。这就是自然性情感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既给这样的退隐者以崇高的评价和地位，让他们感到安逸自在甚至体面，同时也安排了让他们回到官场，也就是满足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途径——“终南捷径”，典型事例即三顾茅庐和姜子牙的“直钩”。“轻舟已过万重山”则表露了李白由退隐回归官场的心迹。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性情感需求的极其重要性，一方面减缓了社会在仕途上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给个人以归宿：抵达自然性情感需求，即等同于人生的最高境界。仍需注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自然性情感需求主要在于感悟，并没有对自然界的认知基础。

整体而言，古代中国在自然性物质需求之上，并没有清晰和强烈的认知需求，或者如工匠满足于经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如哲人过度超越，未知其然，即求知其所以然，一步达到“气”、“道”，“阴阳”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不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是嵌入编码知识甚至意会知识，因而个人难以积累，社会难以共享。社会性物质需求，以及自然性和社会性情感需求缺乏来自认知需求的支撑。古代中国的个人实际上没有强烈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以及这样的需求或者主要通过科举考试，由官本位的途径得到满足；或者在一定乃至相当程度上被自然性情感需求所取代。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人相对缺乏直接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满足自然性物质需求再略有盈余即可。在国家层面，虽然生产力低下，但体量庞大，足以傲视群雄。在这样特定的体制和社会中，中国既缺乏发展的动力，也得不到认知需求中科技的支撑，走到18、19世纪之时，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顶点。

2.计划经济年代

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大变化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出现了前无古人，或许也是后无来者的“强大”国家。国家消弭了个人的几乎全部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个人的需求层次，或者说，个人的需求层次“收敛”、“吸附”为国家的需求层次。首先，从出生到去世，国家承担了百姓全部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排斥个人超越自然性物质需求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当然官员过着较为富庶的物质生活，不过因配给制，崇尚艰苦朴素，特别是对几乎一切“私有”的批判，“灵魂深处闹革命”，因而较之封建社会而言，计划经济年代依然以及更加缺乏来自个人的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

其次，国家也剥夺了在封建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自然性情感需求，斥之为“风花雪月”和小资情调。至于社会性情感需求，则或经由“榜样”和“典型”统一到国家的意志上来，或者在无休止的“斗”和运动中被扼杀。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还是本文所论述的需求层次，实际上不存在个人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需求层次。

什么是国家的自然性物质需求？在国内，是国民个人自然性物质需求的总和，温饱，然后是小康，以及抵御自然灾害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放在国际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就是国家的安危。“落后就要挨打”，对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一方面，个人愿意为此放弃自己所有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时时提醒国民，“某某亡我之心不死”。每每唱起国歌，就是警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安不忘危”的口号下，在15年超过英国的激励下，国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物质财富的动力，同时也拥有剥夺个体的物质乃至精神需求的理由。国家因而获得巨大权力和巨量物质，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和相当的话语权，也就是国家在需求层次上的“自我实现”。这一点由比较以往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立场，以及比较以往中国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立场就清楚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个体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满足其需求。一种是接受社会所提供的维持生计的底线，凭票供应，无暇他顾，主观上已经灭掉了提升需求的愿望，客观上也没有满足较高需求的途径。在看似不受国家法律管制的领域满足其自然性精神需求，如吟诗作赋，至多风花雪月，在某种程度上补偿物质性需求，即使如此仍然会不时招致非议。也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以满足认知需求。科考队在文革高潮期间考察冰川，面对晶莹剔透的冰川，他们感到灵魂得到升华，但依然会被贬为“白专”。满足国家需求的两弹一星则会受到嘉奖而上升到社会性精神领域。

第二种是偷偷摸摸弥补其自然性物质需求的不足，如小贩跑单帮和手工业者走家串户等。但由于受到国家法律的压制，被一再“割资本主义尾巴”。

当个人除了基本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没有了自己的任何需求，甚至个人完全消融于国家之中，所有的其他需求等同于国家的需求之时，在国际舞台上，在特定意义下，当成为第三世界领袖或不结盟国家盟主时，当宣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之时，国家的社会性情感需求看来倒是得到了满足。然而，此种隶属于国家的社会性情感需求若是过度膨胀，不仅消弭了本应属于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而且也破坏了国家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其典型就是大跃进。

无疑，以国家的需求来凝聚和吸附个人的需求，作为自我实现的动力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情况下同样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目标集中于前沿和军工领域，得以进入的人数也较少，不仅在于知识的门槛高，而且还要过例如政审关，进而“保持高度一致”。即使在前不久，还有这样的口号：“国家最终选择忠于她的人”。总体而言，社会来自于底层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目标相对单一。

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即使国家需求成功取代个人需求，依然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认知需求不足，甚至屡遭排斥。例如批判“学术权威”，将严肃的学术讥讽为“马尾巴的功能”；所谓“计划”，也一再被领袖的社会性情感需求，被浪漫主义的“浮想联翩”所打断。在此意义上，中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的“计划经济”。

3. 改革开放以来

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各界纷纷讨论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和动力。其实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国家认可了个人在自然性物质需求之上对社会性物质的需求，把国家层面的自然-社会需求的实现，分解为、以及建立于每个个人实现其自然-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个人沿自然-社会需求层次自我实现所焕发出来的动力，由下而上地汇成推动国家前进的强大动力。

然而必须指出，在目前的体制下，未必充分调动和解放了个人提升的动力，所焕发出来的动力也未必会导向创新之途。个人沿着最小成本和最大收益的道路去实现自己的追求，不论是崇高还是卑劣。“向善”只是人性的一半，即使一大半，创新也不是人的本性。

垄断行业缺乏创新动力，这一点已有共识。垄断行业的员工依靠其垄断地位而轻松以及合法地满足其社会性物质需求，与此同时，也就剥夺、侵犯了他人的社会性，甚至自然性物质需求。虽然屡遭民间舆情的诟病，但一来实惠，二来有政府为之做主，更有主流媒体不时为之歌功颂德，因而有上升到社会性情感需求之势。据说，垄断（譬如说“两桶油”），就是为社会做了贡献。再说，民间的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因其处于“民间”而已，成为垄断行业的一员或许是埋在自己心底的愿望。不是有人公开宣称，死也要死在体制内吗？由此可见，垄断行业，不仅自己没有创新动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他个体的创新动力。

民营企业在自然-社会需求层次的进阶上也缺乏创新动力。在一个法治不完善、权力过深过细介入微观经济，政策多变，以及国进民退不公平竞争的国度，冯仑的做法是，“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难，更不要说上升到社会性情感需求了。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教父”级人物的柳传志，在2012年接受《财经》专访时坦陈：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2013年5月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再次表示，“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很难想象，持这样卑微、退让、委曲求全这样的心态，会有理直气壮和满怀豪情的创新。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6]，柳传志的表态是：企业家首先还是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承认，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和完成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人更乐意由走捷径来满足其需求。这种“捷径”就是，第一步的定位就达到最高的社会性情感需求，然后再回过头来满足其社会性物质需求。这里可以区分出各种类型，其中最重要，并且因其主导地位而辐射到社会所有领域的，无疑是千年以来的“学而优则仕”，延续到今天是愈演愈烈的官本位。当官，尤其是当上大官，无疑满足社会性情感需求。为官一任，造福四方；有人鞍前马后，有人下雨打伞。回过头来看物质层面，或寻租或受贿，有房有车有性。社会性物质需求由上而下水到渠成，东窗事发者仅冰山的一角。先攀到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高峰，然后向下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这是当今官员腐败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在付出了偌大成本后，“理所当然”要加倍收回。

这种“逆向”实现需求层次的路径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社会其他成员实现其需求层次的道路。同样，按最小作用量定理，只要攀上官员，就可以不按规则出牌，把竞争对手搞定，曲径通幽，满足社会性物质需求。企业家不是竞争创新、管理和品牌，而是竞相讨好官员，拼比与官员的关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只要与官有了干系，就在沿需求层次的攀登上进入了直通的快车道。一旦攀附的官员因种种原因下台，企业家跟着落马。

主流媒体对于置社会性物质需求，乃至自然性物质需求于不顾，如“放弃某某”，多半还要扭曲自己或家庭，一意追求社会性情感需求的人和事大加赞赏，“感动”、“楷模”、“最美”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个人对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上路径的选择。

眼下，在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渐成风气的潮流，是由电视媒体主导，形形色色的达人秀、好声音、超男超女，以及“我要上春晚”，同样是希望藉此而一步登顶，在全民狂欢中攀上社会性情感需求的高峰，然后回过头来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

走捷径本是人之常情，在一些人走捷径之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满足社会中其他人的需要。然而若是这条路的吸引力过大，过多的人趋之若鹜，那么按部就班，沿马斯洛需求层次或自然-社会和认知-情感需求层次一步一个脚印攀登的人，就会此消彼长，越来越少，其攀登的动力也会渐次衰退。

有必要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成为世界工厂以来这些年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于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基础上，前者已经一目了然，后者指的是对员工的掠夺。大批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劳作在条件恶劣，没有多少知识含量且得不到安全保障的岗位，在流水线上从事单调重复的异化劳动。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认知需求层次和阶段，只能是由自然性物质需求直接谋求社会性物质需求。一个相反的情况是，由于社会的“错配”或某种“错位”，部分人在实现了认知需求后未能由此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这就是所谓知识未能“改变命运”。

上述情况综合起来，就是社会中脚踏实地，由下而上创造财富的人及其动力衰减，而居高临下索取财富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说，上述种种“捷径”属于合法途径，那么下面的情况就是非法捷径：那就是造假造谣、假冒伪劣，诚信缺失，以违规，甚至丧尽天良贩卖婴儿，由非法所得来实现其社会性物质需求。其原因之一是传统文化“性本善”的原初假定，“本善”的人性经不起利的诱惑，突破做人的底线，以及社会缺乏法律制裁。原因之二是，市场经济不规范，不完善，不时受到权力的干预，因而充斥着一次性博弈，并且面临“无限规则”，由此导致层出不穷的背叛。

此外，国人的投机心理也为世人所罕见。全民理财热、炒金热、疯狂的石头，现在还可以加上在央视的鼎力鼓动下的全民“寻宝热”，不是经由创新，而是投机来实现社会性物质需求。

创新并非人的本性。与牛顿定律中的惯性一样，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会维持现状，这就是“路径锁定”。压力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与物理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定理一样，人会选择最短路程，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然而没有合适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创新主体会选择其他途径（攫取或投靠权力、假冒伪劣、压榨弱势群体、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等）释放压力。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必须有制度约束，堵住“跑冒滴漏”，约束过宽的捷径，目的是让创新成为一种“本能”，创新的直接动力来自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本文说的是科技创新，然而更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和体制创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是七大或八大奇迹，而是社会发明，是特定的制度和体制：为每个人沿着需求层次的提升，为这种提升之间的协调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从创新需求主体的本能需求出发来设计创新制度和体制，创新就会成为各类创新主体追逐利益的本能，自主创新就会成为全社会的行动。

[①]西方有太多这样的事例。19世纪末，一位地质学家用小锤敲击国会大厦的地基，当被警察询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在研究地质。二战末期，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在盟军轰炸德国时冒险赶到现场，察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引自：周国军，德国为何能有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没有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6729-733511.html 

[1]荣雄，论英国法律本位对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影响，硕士论文2006

[2]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7

[3]薛蛮子被举报涉嫌网络犯罪已遭刑事拘留http://news.qq.com/a/20130915/000211.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4]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104－107

[5]古诗文网，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6df74b33b1.aspx

[6]柳传志：商人在中国应有重要地位希望政府认可http://money.163.com/13/1011/13/9ATL7ICJ00253B0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