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中央全会都值得期盼，其中的三中全会均与众不同。然而18大3中全会又与以往的各届的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一，经过35年突飞猛进，在GDP一路攀升至世界第二之时，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积累，甚至到达迫在眉睫的地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之际，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也在蔓延、加深；公正，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性摆在我们面前。如果略加展开，可以大致归为人的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由人的三大关系说开去（之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人、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三方面来理解。自然界的状况不可持续，对自然界的掠夺导致资源枯竭；人不可持续，指对人的低水平乃至掠夺性使用，人的素质得不到提高，以及适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至于二者的关系，只需看看弥漫于祖国大地的雾霾，还有各种类型的污染。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初衷是解决马斯洛需求层次最底层的生存需求，35年过去。面临雾霾和各色污染（还有五花八门的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国人居然依然面对生存需求的困境。

人际关系中，最显著的问题是利益集团，其要害是权钱合一（权钱合一——在“国进民退”的背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市场与个人的关系。国家拥有过于强大的权力却没有以及难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个人权利的边界一再缩小却要承担不对称的义务，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则不断萎缩而难以发挥二者之间中介的作用。柳传志坦承，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与此同时，市场既不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监管，也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滋养，其特点只能是弱小、扭曲，以及无良。一个熟视无睹然而却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为中国GDP攀升到世界第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时候在整体上和通盘考虑并解决农民工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地位了。一个越发严重的问题是基尼指数“与时俱进”。一个正常社会的收入状况应该是橄榄形，以中产阶层为主，极富与极贫者都是极少数。中国现在甚至连次之的金字塔型都不是，被认为是“倒丁字形”！而一个或许更为可怕的正在形成中的问题是“代际继承效应”，也就是上述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在固化。社会必须为他的人民提供正常的流动渠道，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公，35年来对效率的追求难以继续前行。

近年来，在中央台记者追着人问，“你幸福吗”，或者“你做梦吗”时，人己关系也就凸显出来。当应聘者宣称“死也要死在体制里”，或者沉溺于“小时代”，由下而上的改革动力衰竭。公务员热则意味着国民尤其是作为8、9点钟太阳的青年对利益集团趋之若鹜。当姑娘面无愧色坦言，“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之时，也就意味着源于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动力扭曲，甚至变得猥琐。由此所揭示的深层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体，70和80后，两端还可以稍加延伸，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所知甚少，缺乏对文革的反思。他们对社会的思和行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代大不相同，虽然这未必意味着社会的退步。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人己关系的地基，诚信缺失和冷漠正在全社会滋长蔓延（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

以上三大关系的问题综合起来就是三句话：粗放式经济走到了头，社会不公压垮效率，以及GDP你等一等，等一等你的良心。

其二，在中国日益强大而登上世界舞台之际，在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之余，发现既有强敌环伺，又有宵小寻衅，兼有风云变幻。美国步步进逼、钓鱼岛和南海事端、欧债危机、中东剧变，以及非洲不稳，等等。越是置身于世界，世界的影响就越大。未来不确定因素众多，难以逆料。

其三，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产业链瓦解，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改弦更张提供了某种来自外部的“分岔点”（参见他/她的一生：从分岔到分岔——人生感悟之二；金融危机之“危”与“机””——全球产业链与功能耦合的视角；续：金融危机之“危”与“机”），而最高领导层的换届则是源于内部的分岔点。稍感遗憾的是，内外分岔之间错开了数年光景，因而原有道路携带着强大的惯性，路径锁定，难以摆脱，以至需“壮士断腕”；反过来说，或许正是这样的“错开”，为新一届领导在分岔点的前后提供了某种“反差”：只要纠错，就是前进。

这就是18大3中全会的第一个不同：特殊、艰难、复杂、全方位、迫在眉睫的局势，以及稍纵即逝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