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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中央全会都值得期盼,其中的三中全会均与众不同。然而18大3中全会又与以往的各届的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一,经过35年突飞猛进,在GDP一路攀升至世界第二之时,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积累,甚至到达迫在眉睫的地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之际,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也在蔓延、加深;公正,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性摆在我们面前。如果略加展开,可以大致归为人的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由人的三大关系说开去(之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人、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三方面来理解。自然界的状况不可持续,对自然界的掠夺导致资源枯竭;人不可持续,指对人的低水平乃至掠夺性使用,人的素质得不到提高,以及适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至于二者的关系,只需看看弥漫于祖国大地的雾霾,还有各种类型的污染。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初衷是解决马斯洛需求层次最底层的生存需求,35年过去。面临雾霾和各色污染(还有五花八门的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国人居然依然面对生存需求的困境。
人际关系中,最显著的问题是利益集团,其要害是权钱合一(权钱合一——在“国进民退”的背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市场与个人的关系。国家拥有过于强大的权力却没有以及难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个人权利的边界一再缩小却要承担不对称的义务,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则不断萎缩而难以发挥二者之间中介的作用。柳传志坦承,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与此同时,市场既不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监管,也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滋养,其特点只能是弱小、扭曲,以及无良。一个熟视无睹然而却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为中国GDP攀升到世界第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时候在整体上和通盘考虑并解决农民工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地位了。一个越发严重的问题是基尼指数“与时俱进”。一个正常社会的收入状况应该是橄榄形,以中产阶层为主,极富与极贫者都是极少数。中国现在甚至连次之的金字塔型都不是,被认为是“倒丁字形”!而一个或许更为可怕的正在形成中的问题是“代际继承效应”,也就是上述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在固化。社会必须为他的人民提供正常的流动渠道,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公,35年来对效率的追求难以继续前行。
近年来,在中央台记者追着人问,“你幸福吗”,或者“你做梦吗”时,人己关系也就凸显出来。当应聘者宣称“死也要死在体制里”,或者沉溺于“小时代”,由下而上的改革动力衰竭。公务员热则意味着国民尤其是作为8、9点钟太阳的青年对利益集团趋之若鹜。当姑娘面无愧色坦言,“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之时,也就意味着源于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动力扭曲,甚至变得猥琐。由此所揭示的深层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体,70和80后,两端还可以稍加延伸,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所知甚少,缺乏对文革的反思。他们对社会的思和行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代大不相同,虽然这未必意味着社会的退步。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人己关系的地基,诚信缺失和冷漠正在全社会滋长蔓延(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
以上三大关系的问题综合起来就是三句话:粗放式经济走到了头,社会不公压垮效率,以及GDP你等一等,等一等你的良心。
其二,在中国日益强大而登上世界舞台之际,在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之余,发现既有强敌环伺,又有宵小寻衅,兼有风云变幻。美国步步进逼、钓鱼岛和南海事端、欧债危机、中东剧变,以及非洲不稳,等等。越是置身于世界,世界的影响就越大。未来不确定因素众多,难以逆料。
其三,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产业链瓦解,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改弦更张提供了某种来自外部的“分岔点”(参见他/她的一生:从分岔到分岔——人生感悟之二;金融危机之“危”与“机””——全球产业链与功能耦合的视角;续:金融危机之“危”与“机”),而最高领导层的换届则是源于内部的分岔点。稍感遗憾的是,内外分岔之间错开了数年光景,因而原有道路携带着强大的惯性,路径锁定,难以摆脱,以至需“壮士断腕”;反过来说,或许正是这样的“错开”,为新一届领导在分岔点的前后提供了某种“反差”:只要纠错,就是前进。
这就是18大3中全会的第一个不同:特殊、艰难、复杂、全方位、迫在眉睫的局势,以及稍纵即逝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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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1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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