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偶尔看到这样一份材料。

1969年，卡内基委员会对60,028名美国学者作问卷调查，发现科学家的信仰比例与其学科的科学化程度成正比。越是科学性强的学科，其科学家的信教比例也越高；反之则低。60%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称“宗教人”，排行第一；其次是物理科学家和生命科学家，55%。倒数前3位则是人类学家（29%）、心理学家（33%）和社会学家（49%）。研究者的结论是“最不宗教的人在最少科学性的学科中”，这些人之所以倾向于非宗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学科不太够格成为发达的科学！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是一体两翼。科学着眼于物，宗教着眼于人，着眼于所有的生命，乃至万物。这种一体两翼的关系既是西方文化的一体两翼，也是西方人之为人的一体两翼。广义地说，科学与宗教都是人类知识的特定类型，所谓一体两翼以及其间的各种知识就构成了知识的完整谱系。特定知识，如物理、天文学、伦理学等，可以位于知识谱系偏于一端的特定位置；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应该体现知识谱系的全部，而不是某个极端。

于是，科学家，尤其是最具“科学性”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类似的，斯诺在论述“两种文化”时特别指出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因为在知识谱系中偏于一隅，特别需要宗教等处于另一隅知识的平衡，以保持内心的均衡与安适。至于人类学家等，本来其知识并不处于任一个极端，因而其内心对宗教等知识的渴求就不如数学家等如此强烈。

西方医学和科学是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传教是首要的，传科学，只是“买一送一”。然而到了中国后，中国只接受了科学这一侧，而且只是其中的结论，或者说“用”的部分。特别在49年后尤为如此。所以中国的西医见物不见人，如今的医患矛盾或许也与此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确保处于知识谱系的中间地带，而传统文化的“入世”和学以致用，干脆疏离知识谱系。

是否可以认为，国人不在知识谱系的任何一个极端，甚至根本不在知识谱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