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知行关系历来受到关注，不过，就“知”而言。其中又可区分为“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

不仅要知其然，而且也知其所以然，这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对于认识过程的训诫。“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

中国欲“知其所以然”，从万物一直回溯到“一”，从大千世界推至“气”和“道”，认为由此出发即可推知一切，也就是“知其然”。最为气势磅礴的当是屈原的天问。然而由于没有与实验和事实结合，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因而在漫长的岁月里未知其然，更遑论知其所以然。有意思的是，按中国的思维习惯，在其“知其所以然”和“知其然”之间可以自圆其说，并在如此这般的“自洽”中悠悠然度过数千年。

一开始，希腊（实际上世界上的各民族）同样渴望“知其所以然”，动辄万物的本原和第一因；同样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尚未“知其然”，就想知其所以然。近代实证科学兴起，关键之一在于搁置“知其所以然”，但求“知其然”，但求how，不求why。牛顿的“当心假说”即是明证。丹皮尔更把此类解释一切的体系称为“镀金锁链”。近代科学埋头于知其然。随着知之越来越多，“所以然”渐次重新浮出水面，及至今日搜寻“上帝之子”。类似的说法是，古人提大问题而不得其解，近代改提小问题，例如炮弹的射程，甚至阴沟里水的流速。随着小问题逐一得到解决，问题越提越大，乃至“知其所以然”。

有趣的是，西方在“知其所以然”的进程中，越发感觉到事物之复杂、嵌入、涌现，还有不断打岔的蝴蝶搅局，以至既难以知其所以然，也难以知其然。老子的身影似乎日益清晰地浮现在西方人的眼前。

中西双方的知其所以然，殊途，同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