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再考察人与自然博弈的另一方，人的博弈策略。

可以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博弈。在认识层面，与自然界的博弈中人类手中的牌包括科学、伦理、艺术和哲学。科学“测度”作为博弈对手的自然界在“想”些什么，要是人类这么做，自然会做出什么反应，等等。伦理的影响在两个方面，其一，排除科研中的不端行为，鼓励正当竞争和创新，设立优先权和各种奖项，旨在为与自然博弈的人的一侧确立游戏规则，激励参与者，以及保障在这一侧与自然界一样“重复”和“有限”。其二，要求或者征服自然，或者善待自然；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有强弱之分），还是自然为中心，或者人与自然双中心。伦理取向会影响人在与自然博弈中的心态进而科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伦理学主要不是直接指向认识也就是科研过程，而是在实践即技术与工程的环节发挥影响，是把握了自然界的博弈策略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诉求。艺术研究自然在审美上给人的启示和感悟，这固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不涉及二者的博弈。哲学在整体上思考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若是没有科学技术，这种思考就难以深入，甚至会陷入谬误。当然，艺术虽不直接涉及人与自然的博弈，但审美会给人以启迪；哲学在人与自然博弈中的价值更是不可否认。虽然如此，直接坐在棋局前研读对手，面对特定时机下自然界的特定部分和过程，思量着该出什么牌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哲学。

在科学与自然的博弈中，首先在于剥夺对方的无限策略，不能把主体一方的情感如“目的”之类以及种种“神迹”加诸于对方，否则就无法揭示和理解自然的策略。在近代之初，达·芬奇就排除目的论，认识到自然中存在必然性，是力学关系或数学上的比例。培根赞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后者认为事件的原因是“不受终极因任何干扰的物质必然性”，终极因在其“不断侵袭和进犯物理因领域的过程中则推翻一切，弄坏一切”。培根明确指出：“这种原因（指终极因或目的因）显然只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系，和宇宙的本性是没有关系的。”“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进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i]

在科学的众多“策略”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实验。达·芬奇认为，“经验是一切可靠性之父”，而实验则是知识的“确实性之母”。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把偶然的、附加的东西与本质的、基本的东西相区分。“要把这种试验进行许多次，使得某种偶然情况不至于搅扰或歪曲这个证据。”伽利略意识到，通过实验，研究者仿佛向自然提出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并得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还觉察到实验的检验作用，他说：“我深深懂得，只要一次单独的实验或与此相反的论证，都足以推翻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论据。”

实验的要义是限定博弈的对象，圈出边界，画地为牢，以及控制条件：纯化、简化，排除博弈外因素的干扰，加上在特定方向上予以强化等等，重要的是可重复。实验方法在于限定博弈对手及其所作所为，排除研究对象之外因素的干扰，只要己方在新的回合出同样的牌，若是发现对方也（在相当程度上）出在上一回合出过的牌，于是也就揭示了对手的一个策略。达·芬奇发现，“同样的结果总是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原因消除了，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ii]。在不便实验的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有思维实验，例如去除空气阻力、摩擦等因素，使问题简化甚至理想化，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科学家大多精于此道。实验方法，使得科学家在面对自然时超越囚徒困境的一次博弈，使人与自然之间成为重复博弈，以及发现对方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应用有限的策略，并且发现这样的策略。正是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科学没有进步，就是因为缺少至关重要的实验环节。

自然界一旦在这样的博弈中“供出了”它的策略，就必须得到尊重，也就是己方的下一步策略只能建立在此基础上。

不仅如此，己方还可以在已掌握的自然界的策略的基础上于一定范围内有所变招，试探对手的应变，进而有所预期再予以重复，看看对方的应变是否在意料之中。由并不充分的现象甚至蛛丝马迹提出假说。假说在科学之策略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实验，然后再由假说设计实验，“算准”自然界对手在新的情况下会出什么牌，再修改假说和实验方案。科学的进步，在于实验和假说之间反复的比较。正是在如此逐步推进中的反复比较，使这场人与自然的博弈，由重复博弈成为演进博弈。就这样，由简到繁，一步一个脚印，自然界的策略便渐渐被己方所掌握。

赵鼎新在论述战争催生欧洲现代化时认为，博弈规则必须稳定而且博弈链很长，或者说必须让输方或旁观者能够总结经验，然后与赢方在同一规则下继续博弈[iii]。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重复乃至演进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正是这样的博弈。

关于由人与自然博弈的视角解读西方文化，原文“自然：西方文化的源泉”，刊于《东南大学学报》2011，5，16-21。请引用者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