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横扫西方文明”的浪漫主义是一场“势如破竹的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的运动。广义的浪漫主义是指这样的一种立场或思想状态，即它本身同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和感情共为一体，并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浪漫主义的起因可归于对古典主义的反动、对机械力学和工业主义的反动，此外还与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有关。由于浪漫主义产生的背景复杂，因而在各个领域的影响也复杂多样。

浪漫主义对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浪漫主义以其对自然的感情、向往，对生命和运动的追求，反对科学对自然、对生命以及对人作机械的解释，认为自然充溢着生命的搏动。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他的口号“回归自然”甚至扩展到凡尔赛宫中。王后在宫廷的一角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农村，王后自己装扮成挤奶姑娘作为消遣。如果说启蒙运动试图以自然（“自然状态”）说明人的精神活动、行为和社会，浪漫主义则反之，以人的精神来说明自然。前者是将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客观地看自然、看社会、看自己，后者则将主客体融合，主观地看待一切。华兹华斯（1770～1850）以对自然的崇拜而著称。他不仅崇拜宇宙表面的美，而且把自然视为宇宙精神的具体体现。另一位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对自然的崇拜到了神秘的程度。在音乐中，我们听到了“月光”、“田园”，感受到“芬格尔山洞”中海水的搏动，领略到其中的神秘气氛。将浪漫主义引入美国的爱默生（1803～1882）写道，“小鸟想要变成人，沿着一级级形态的旋梯，上升，上升，上升。”

其次，浪漫主义是对工业化的反动。在启蒙运动中已经看到卢梭的立场。托尔斯泰号召摒弃物质财富，摆脱工业化的人才有的那种妒忌和纷争，去过接近泥土的生活。《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在流放中恢复了人性。《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是托尔斯泰心中的典范。莫里斯（1834～1896）希望英国是绿草如茵，雅致的花园，以及“小小的、白色的、清洁的”城市，歌颂小企业和手工业。德莱塞的三部曲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化中的罪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辛辣地讽刺了人是机器的局面。反工业化还与法国的复辟有关，要求恢复昔日的一切。教皇统治下的政府拆掉罗马大街上的街灯，认为这是危险的新鲜事物。爱默生对工业革命的概括是，“事物坐在马鞍上，驾驭着人类”。这里的“事物”指工业革命所提供的一切，包括机械论。在对工业主义的反动中须区分三种情况：对人成为机器的反动，批判资本主义罪恶，以及留恋农业社会和封建制度。

第三，浪漫主义富于非理性主义的冲动，反对科学的理性精神。“对浪漫主义来说，现实的主题太平淡太乏味了；他们只能从宏伟、渺远和恐怖的事物领受灵感。那种多少有点靠不住的科学，如果带来什么惊人的事情倒也可以利用”。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浪漫主义出于这样的信念对渐成说、自然发生说的支持，对那种又斥又吸的电磁力的钟爱，以及对统一的力的追求。在方法上，浪漫主义主张直觉、顿悟、神秘的体验，厌恶事实和推理。卢梭抗议冷冰冰的思想教条，认为崇拜理性，等于依靠一根折断了的芦苇。“思想的人是卑贱的野兽”。荷尔德林（1770～1843）关于浪漫主义的名言是，“人在做梦时是神仙，人在醒来时，他是一个穷光蛋。”与崇尚直觉相关的是，浪漫主义者主张综合、反对分析。歌德认为分析只能研究一些个别部分、不可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因而主张进化的圣提雷尔所提倡的综合法更为合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歌德反对牛顿将白光分解成单色光；相反，他用天然白光和黑暗解释五彩缤纷的颜色。顺便提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出版后曾一度引起自杀潮。

巴尔赞把浪漫与理性的对立归结为“灵与智”的对立，并且戏谑道，如果用中文里的“心”来代替彼此对立的灵与智，就可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纷争。然而，正是浪漫主义的冲动，时时提醒我们心中两部分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例如，卢梭的《爱弥尔》通过理智地阐明宗教信念震撼了19世纪很多人的心灵；而歌德的《浮士德》则以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广博的知识。灵与智的对立与均衡是人和社会前进的动力。我们倒要说，如果用灵与智来代替因模糊不清而可以到处套用的“心”，或许中国会更加透明，其发展道路也会更加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