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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

已有 11024 次阅读 2009-7-29 20:28 |个人分类:特别推荐|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本体论, 认识论, 价值观, 非嵌入编码知识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可以由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观三方面论述。

首先在本体论上,第一,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根本特点在于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无关,与历史和语境无关,也就是吉登斯所谓的“脱域”,以及与对象本身的个性和特殊性无关,是关于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第二,非嵌入编码知识是高一层次各门类知识的共同基础。在量子阶梯和运动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的序列中,关于较低层次和低级运动形式的知识是关于高层次和高级运动形式的知识的基础,前者对于后者具有非嵌入性,如物理之于化学、化学之于生物学,以及生物学之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等。从整体上说,科学是关于人类生成之前,至少是人成为社会中的人之前的自然界(如人体的结构等)的知识体系,因而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影响[1]“科学应当从经验客体的现象上去寻找背后的本体,从而达到认识自然界本质规律性的目标。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之作为古希腊本体论最高成就的最重要之点所在”。[2]所谓科学是一种与社会及其更迭无关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相应于物质需求的经济人假设和经济学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基础。就对象而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自市场经济确立之日起,是先有经济人再有社会人。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是先有经济学。由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一致性可知,在逻辑上,经济学就是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础。自然,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将反作用于经济学,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但这既不否认经济学作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性,也不否认经济人假设的低调预期。然后管理学也具有同样的基础性。启蒙运动所揭示的理念属于人在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利,所有的个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如此,然后才有各项具体的和特定的制度设计。

有必要指出,在逻辑上作为基础的东西,从根本上说就是历史上在先的东西,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中都是如此。黑格尔曾宣称:“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我们将这句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改写为:“在历史上是最初的东西,也必然要成为科学上最初的东西”。

第三,低层次知识对于高层次知识的某种“封闭性”。在量子阶梯上,夸克对于质子、中子是“封闭”的,核反应的能级不会影响到夸克,核物理学也不必虑及夸克。质子与中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原子和分子中核与电子的关系又是封闭的。凝聚态物理学、无机和有机化学不必考虑质子、中子与核物理。再往上,原子、分子中核与电子的相互作用对于生物行为基本上是封闭的。社会生物学家们一般并不需要多少量子化学的知识。进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管理规律也正在经历这一变化。如以集成为主要标志的CIMS,它给企业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将企业运行中关于事实和规律的知识按一定的目的黑箱化[3]。相应于自然界中的物质层次,有学科和知识的层次。正是自然界中低层次物质对于高层次物质的封闭性,因而位于高层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不必考虑底层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或者说,后者对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黑箱化或封闭性。

正因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上述本体论特征,所以人们在应用这些知识时熟视无睹,毫无察觉,但并不等于这些知识就不存在。那些对科学技术和现代性持全面批判和否定立场者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之中,正是这些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建立于非嵌入编码知识基础之上的技术及其产品。在不知不觉之中,非嵌入编码知识已经对他们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他们的所谓批判,无疑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

尚需指出,上述分析强调非嵌入编码知识对于高层次的基础性,并不意味着高层次的知识可以“还原”为低层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必须认识到高层次物质新功能的涌现以及对低层次物质的制约,但这并不否认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性。

其次在认识论上,非嵌入编码知识的获得过程具有以下共性:第一,主客体分离。正是由于主客体分离,才有牛顿和近代科学的成果,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有洛克和启蒙运动的思想,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牛顿的朋友,洛克努力客观地看待社会,看待人,希望揭示出社会中的“万有引力”。启蒙运动受牛顿和英国光荣革命的鼓舞,要求排除社会的干扰和影响,追溯人的“自然状态”。在经济学中,随着经济活动与皇权分离,才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代有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而没有经济学家的原因。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正是近代科学的影响,使亚当·斯密客观地研究经济现象,并由此而得出经济学中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看不见的手”[4]。近现代的艺术要求摆脱传统主客体不分的状况,完全排除主体的影响如照相般精确地把对象“复制”下来。由此可以看到,不带主观偏见、价值观和情感,客观地看待世界,这是在各门学科中获得非嵌入编码知识的认识论依据。

第二,由侧重客体的角度分析。马克思提出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武谷三男的三阶段论和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非嵌入编码知识就是认识过程中相应于不同层次的“抽象的规定”,这也就是前述“经济人假设”是逻辑判断而非经验判断的含义。

各门学科中的这些“最简单的规定”“就像无摩擦状态下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对此有必要“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因时、因事件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此提供参照系”[5]。类似地,罗尔斯在完成他的《正义论》的过程中先去除个人的一切根源背景。只有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的时候,他的决策才是毫无偏见的。这就是所谓无知之幕,而这样一种人人都无偏见的状态就是原初境况。显然,无知之幕原初境况也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状态,只是在第一条道路上经过越来越稀薄的抽象而达到的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是一种只存在于思维中的抽象或理想状况。

马克思通过对自己在经济领域认识过程的抽象而提出“两条道路”,然而这一提炼具有普遍意义。在各个领域的认识过程中都经历由第一条道路到第二条道路的转折点,先剔除特殊的背景、根源,略去偶然的、暂时的因素,由现象抽象、概括、提炼出若干基本概念,理出秩序,揭示规律,以把握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图景。必然性是把握曲折过程的线索,普遍性是理解纷繁现象的平台。同样,在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过程中也必然会达到“最简单的规定”。这些“最简单的规定”——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预设”、启蒙运动的“自然状态”,一直到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和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原初境况[6],等等——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因而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过程来看,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知识发展历程中的必由之路。

在“两条道路”的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所看到的是纷繁的现象和杂乱的世界,第二阶段看到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律和井然有序的世界,第三阶段则回到现实世界和语境之中。然而“语境化”并不违背语法,地方性知识或嵌入的编码知识并不违背非嵌入编码知识,只是从抽象回到现实,由脱域到嵌入,从共性到结合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和个性。虽然共性不可能涵盖所有个性,但个性不违背共性,仍然包含有共性。

认识论视角的第三点是由侧重主体的角度来考察,可以把认识过程区分为感性、理性(或知性)和悟性三个阶段。感性阶段对应于主客体不分,对应于第一条道路的起点即表象的具体,感受到的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在这一阶段主体的感官全部开放,以直接的感性的方式与客体交流,或者反过来说,物质用它那带着诗意的光辉向人的全身心(也就是后现代所强调的“body”)发出微笑(马克思)。同时,个体间存在差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理性阶段相应于主客体分离、客观/主体间性,相应于两条道路的转折点即抽象的规定。在这一阶段,主体的感官已经封闭,惟有表征客体的概念在主体的大脑中运行。理性是抽象的,远离多彩的感性世界;是冷静的,排除其他一切情感因素(当然可以说,冷静本身也是一种情感);是一致的,不随岁月而变迁。理性是认识过程的必由之路。古希腊人所培育的理性,在中世纪后由笛卡儿加以确立,启蒙运动就是由理性而提出“自然状态”。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正是凭借理性而揭示非嵌入编码知识,而理性本身也正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之一。理性是普遍的,不因人而异。“理性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笛卡儿)。认识的悟性阶段又显示出个体之间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差异,重新强调body

总之,上述认识过程旨在将信息从根源系统(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的、表象的、外在的……,以及历史的)中释放出来、提炼出来,形成普遍的、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非嵌入编码知识。

最后是价值观领域。经过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析,价值观领域的讨论就比较简单了。传统社会中的隐性知识和嵌入的编码知识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由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境遇中抽象出来,在对所有的特殊性作出的特殊解释中被赋予了对于特定个人和民族具有特殊意义的价值。在撇开种种特殊性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看来,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无任何神秘之处,无任何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于是,非嵌入编码知识扫荡了传统文化形形色色的和不可通约的陈述体系,将之从其根源系统中“连根拔除”。特殊的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被代之以通用的工具理性和形而下的计算。这就是所谓“祛魅”。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光辉之下,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生疏、神秘和意想不到的了。非嵌入编码知识所揭示的是与价值无涉的事实和规律。正如经济学家米塞斯所指出:我们不能因为经济理论得出的答案与实际情感和欲望不相符而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性,并试图让其屈从于我们的价值取向。有必要区分“事前的科学性”和“事后的道德性”[7]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在本体论上,非嵌入编码知识涉及在量子阶梯上作为基础的物质及其运动方式,涉及马斯洛需求层次中较低的层次,以及涉及人的本性中最基本的内容。由于所涉及的是所有对象共同的基础的层面,因而也就涉及最广泛的对象,非嵌入编码知识也就被称为“宏大叙事”、“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学科间才能互相渗透,个人间才能互相“商谈”[8],民族和国家间才能互相交往。实际上,这就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或“公共理性”。同时,非嵌入编码知识又只是一个平台,在此共同的平台上,不同的个人、民族和国家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特色、个性或地方性。

其次,在认识论上,非嵌入编码知识是认识过程的必由之路。屏蔽掉个人因素而达到人际的一致,舍弃掉对象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而获得对象的共性,排除掉种种偶然现象而得以屡试不爽。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全人类的认识成果,而不是来自某个特定的社会。同时,非嵌入编码知识又只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台阶,个人、民族、国家可以经由不同的道路达到这一台阶,然后再由此沿各自的道路继续发展(即所谓SSK)。

最后,在价值观上,非嵌入编码知识是普遍的和必然的知识,与个别的、历史的价值无涉;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知识,与特定的个人或集团的价值无涉;是属于全人类的知识,与个人的价值无涉。技术理性则是所有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个人、集团和整个人类的价值取舍建立于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非嵌入编码知识实际上拥有最大的价值,以及永恒的价值。

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所以逻辑严密,边界清晰。这也就是学科之“硬”的依据。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价值在于,顺之未必昌,逆之必然亡。这就是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以及人权和启蒙运动理念的价值。中已经指出,此处再次强调。



[1] 地质学因各地情况不同而嵌入的程度有所差异,但即使如此,其基本原理仍然是非嵌入的。当前对生物和人体基因的研究涉及到特定的种群和人群,因而增加了知识中嵌入性的比重。

[2] 周昌忠:《西方科学的文化精神》P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刘少强:博士生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作业,1999.

[4]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12页,商务印书馆,1994

[5] 钱颖一:在改革过程中理解现代经济学,文汇报,2002331

[6] 顺便指出,在这样“回溯”的思考中,罗尔斯还运用了类似于公理化的推理,因而较之启蒙运动更严密地揭示了现代性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当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之间的方法论上还是有所区别,前者是在实践或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商谈”而达到,而后者更多地是在观念中进行逻辑分析甚至还原。参见沈语冰: 现代性哲学的主题《透支的想像:现代性哲学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即出)一书的导论的一部分。

[7]皮建才:在科学和道德之间——从“穷人的经济学”说开去,光明日报2005/4/26

[8] 哈贝马斯认为,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或“前视界”,其正当性水平依赖于民众参与充分的政治商议的水平。因而,现代性至今依然“是有待完成的过程”,例如中国。参见沈语冰:现代性哲学的主题《透支的想像:现代性哲学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即出)一书的导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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