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为“再论科学对文化的影响”，刊于《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4，5。此处修改并补充后上载，请各位指正。

摘要：在远古和古代社会并没有科学，文化因其中没有要素也不成为系统，二者处于原始的混沌之中。近代之后科学兴起，也就是科学要素从原始的混沌中独立出来，对文化的影响是，促使传统文化脱域和诱导形成现代文化，进而推动现代文化走向自我否定而形成后现代文化，也就是文化系统的生成。在未来的发展中，科学要素与文化系统将融为一体而走向新的混沌。科学与文化关系的三个阶段正对应于知识之树的三个部分。

科学对文化的影响可以由历史和逻辑两个视角展开讨论。历史视角指科学对文化影响的沿革，逻辑视角指科学作为要素对文化作为系统在结构上的影响。历史在先，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对历史的整理、概括和抽象。

原始时期科学与文化处于混沌之中，谈不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近代科学萌芽，因而也就发生科学对文化的影响，推动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随着后现代科学的形成和文化系统的生成，二者正在走向新的混沌。

一、科学萌芽诱导传统文化“脱域”（dissembedding）[ii]和现代文化生成

传统文化指工业化之前的文化。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形态各异,延续时间不等,但有基本的共同特点：在对自然的认识上，物我不分, 人与自然、与周围的一切混为一体,与自己所崇拜的图腾互相渗透。在实践上对自然基本上没有触动, 物质基础大体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相对较弱）。人工制品大体等同于自然物，其人工度接近于零,自然是自在之物。天人合一。特定的人合于原始的未经认识而只有感悟的自然，合于原始的未经触动和生活于其间的自然。因此,传统文化在认识上和物质上都直接地以自然界为基础。传统文化的经济形态主要为自然经济。构建并生活于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其人性即是自然性，人际关系主要由血缘维系,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仍然以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iii]。“同人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狭隘的关系相对应的,只能是尚未完全斩断其自然脐带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关系形式”（马克思）。由上述特征可知,所谓传统文化,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自然文化"，是一种与自然界“同一”的没有分化的文化，也就是既没有要素，也无所谓系统的处于混沌之中的文化。

传统文化又是“杂多”的文化，各个传统文化各有其时空限定，互不通约。这是因为古人所面对的自然并非是相对于全人类的整个自然界，而只是为某个家庭、部落、民族自己所居住、生活和劳动的特定环境。古人是从特定的山水草木中提取知识，在特定的境遇和实践过程，以及在属于自己的历史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于是特定的自然物便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有了神秘的色彩，形成价值理性，甚至神圣的属性[iv]。传统技术产品的特点是有个性而互不相关，也折射出传统文化“杂多”（黑格尔）的特征。

简言之，传统文化同时也就是科学的根本特点，是在与自然关系上的自然性和同一性，而同时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不可通约和杂多性；这正是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与境，知识与语境和主体的嵌入，以及彼此间不可通约。

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期科学兴起。科学的萌芽究竟意味着什么？

科学萌芽的意义在于原始的混沌中出现了独立的要素（随后有市场经济），诱导传统文化脱域并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这种影响首先直接地表现在本体论上，如日心说、进化论和时间图景等。这些新的陈述体系一方面销蚀原有陈述体系的神秘色彩和价值理性，参阅：同样面对日心说和进化论，为什么中西文化有不同反应？另一方面为各民族提供一致的可共享的陈述体系。参阅：时间图景——科学影响文化的重要途径。这种陈述体系的核心就是机械论。机械运动是自然界中最简单的运动方式，人类对自然和对自身的认识必然要从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然后逐步提升。一再受到批判的“人是机器”，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销蚀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特殊的陈述体系，也就是嵌入编码知识，又为现代文化奠基。同样，社会也是一架机器，可以拆卸为其零件即个人，也可以再以彼此间的契约组装起来。

其次是科学理性，主要表现为求真，通过理性的质疑和经验的证实获得与客观世界一致的图景。善与美要让位于真和对真的探索，事实和规律也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要成为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的基础，而作为传统文化基础的陈述体系却经不起科学理性的探究，甚至不容质疑。传统文化必然随着其陈述体系的销蚀而塌落，同时在“真”亦即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文化。

第三，同样深刻的影响在于科学的方法。人类掌握并充分发挥自古希腊就已经形成的抽象和分析方法，在现象后面寻找本质，杂多之中发现一致，经验后面揭示规律，以及在变化后面探寻不变的存在，一句话，揭示非嵌入编码知识。凭借抽象和分析方法，伽利略方能排除人的影响，在认识上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从而否定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同一，走向分化；同时也剔除了传统文化附加于自然物之上形形色色的价值理性和神秘色彩。笛卡儿所钟爱的理性对所有的人都是公正的，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理性来进行思考以确认自身的存在。分析方法到头来是要得出一致的力和因果关系，一直还原到最简单的机械关系。

培根倡导的归纳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归纳是要去除个性所赖以存在的背景和历史而得到普遍性，由特殊到一般。再加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前者的意义不仅在于“挑衅”体现了人的权力和意志，可以超越自然界，观察到自然界所没有的现象和过程，而且在于为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可重复，由此便可以剔除主体以及偶然性和语境的影响。达芬奇也认为，“要把这种试验进行许多次，使得某种偶然情况不至于搅扰或歪曲这个证据”。后者的高度抽象性和严密性足以排除一切个人因素。

凭借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手段和武器，科学开始瓦解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自然性和同一性为天人分离所打破，传统文化特有的意义和价值土崩瓦解，心目中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被代之以人所共知的无任何特殊之处的原子和机械，神圣的光环褪色、“怯魅”。在人类因哥白尼而由宇宙的中心滚到了一个x（尼采）之时，个人则由传统文化的托庇之下被贬为机器。各个传统文化所面对的特定的自然，所经历的特殊的历程，都无任何不同之处。正如笛卡儿所指出，“…天和地是由同一物质组成的，而且纵然有无数世界，它们也都是由这种物质构成的”。“与其把天体机器比作神的机器，不如把它当作时钟装置”（刻普勒）。目的因“只是与人的本性有关系，和宇宙的本性是没有关系的”[1]。在启蒙运动中，不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等级，都是机器，“5尺来高的人，都遵循机械规律”（伏尔泰）。由此看来，科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根除”、“断奶”或吉登斯的“脱域”[2]，传统文化从其时间和空间的根源——自然，也就是特定地域，历史和特定境遇中抽离出来（lifting out）。与此同时，在科学的诱导下，应用分析方法和还原方法寻找文化中的事实和规律，现代文化正在生成之中。格劳秀斯宣称，“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甚至神本身也不能更改”，还有斯宾诺沙的伦理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奠定现代文化基础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者宣称，“我们都是牛顿的学生”。他们遵循还原方法追溯到人类的自然状态，揭示人的天赋权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就是人类社会的非嵌入编码知识。

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其一，科学在认识上认为人是机器，技术则在实践上把人变为机器。在人际关系上，人与人的血缘关系变为机械关系,也就是机器上各零部件之间的关系。机械规律取代宗教、家法与人情成为人际关系遵循的共同法规。把人际关系改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以自然血缘和统治顺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马克思）。在价值观上，普遍适用和清晰易懂的技术理性——强调实用、功利和效率，其特点是“计算”，替代各异的和说不清道不明的价值理性。科学理性体现于认识层面，技术理性贯彻于实践和操作层面。19世纪末的泰罗制则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集中体现。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是适用于各民族认识不同事物和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不同民族由自然向社会生成过程的共同的底线。

其二，技术所提供的产品代替自然界成为文化的基础。人们不再直接依赖自然物，直接依赖自然界的动力，而是依赖各种机器，依赖蒸汽机、内燃机和电机，这也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自然性和同一性。如果说自然是动物的生存基础，那么自然再加上人工自然就是人类的生存基础。说到底,只有经过改造过的自然——人工自然才是“真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马克思)。正如原始自然是原始人的家园,人工自然也是近现代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发展在使人与原始自然分离之时,即已开始铸造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同时，标准化为各民族提供人类学意义上普遍的、统一的基础，抹去不同民族在不同自然条件下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于是直接地以各异的自然禀赋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就转型为以标准化的机械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机器不仅创造了铁路、……而且创造了行会、联合会、国会”。现代化“不仅需要化神圣为功利的普遍世俗化、功利化经济动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强大的可普遍化的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智性支持，由此方能形成跨文化差异的理性力量”。[3]

近代人在自己的创造物——标准化的机器和彼此间的线性或机械相关——既看到了自身，也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

科学——提供非嵌入编码知识，扫除愚昧，从事启蒙，技术——提供一致的行动方式和一致的人工自然。科学和技术共同为现代文化奠基。

总之，科学的萌芽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于“脱域”、“根除”和“断奶”，在于人从自然界的提升，切断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在于抹去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可通约之处，为现代文化的构建准备好“一张白纸”，为各民族由自然向社会的生成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近现代文化就是这张白纸。白纸，就是文化系统在生成之初与其要素科学技术的同一性，也就是系统与要素的同一性。科学技术所主张、所提供、所隐含和所采用的一切，也就是现代文化所主张、所提供、所隐含和所采用的一切。科学发展等同于社会进步。正因为此，于是才有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机械文化等等之称，甚至“唯科学主义”。就此而言，现代文化仍称不上是一个系统。蒯因的名言：“哲学只要以科学为对象便尽够了”，可能是这种状况一个说得过去的写照。

总之，科学否定传统文化*，并为文化系统的生成构筑底线。

二、后现代科学推动现代文化提升和后现代文化生成

现代文化只是“底线”，是基础，是上升的出发点，但并不要人类停留于这一底线，而是展现了无限的发展前景：机械是人性自我确证的第一步,在人类成长的长河中,单面人高于亚里士多德，而后将不断提升；由真而善、美，由事实、计算而价值判断和选择，由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自我实现的人，由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要素通过其自我否定而推动文化系统的生成。

科学自文艺复兴运动后期萌芽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基本上沿着分析、还原和机械论的道路深入和扩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的对象进入新的领域，并由此对认识途径和方法以及科学观产生重大影响，科学开启了对自身的反思和否定。科学要素的生长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科学朝三个方向发展。其一,沿着量子阶梯下行和时间之矢回溯，在小尺度上研究夸克及比夸克更低的层次，在大尺度上探索极早期宇宙及其起源。其二，沿着量子阶梯上行和时间之矢顺行，在小尺度上研究生命起源、人体和意识，在大尺度上探索生态及其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人从机器到化工厂、细胞的王国、生物，一直到社会中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在新的高度走向天人合一。这不是与特定和原始的自然的合一，而是经过分化，其核心是人的提升后的辩证的复归，是与经过认识和实践的整个自然界的合一。其三,研究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复杂性。这正是被近代科学所排除的对象，或者说，只有在排除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复杂性后，才有科学的萌芽及而后的所有发展，因而这一点是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转向。在上述三个方向上提出了一系列否定性的概念，如相对、测不准、互补、涨落、非有序、不可逆、混沌、分形、分岔等。

在这三个方向特别是第三个方向上，科学家们认识到，“真”不再是脱离个体和语境的普遍和必然，也不再是排斥现象的“本质”，而是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可分割的个别事例和不确定的过程。在经历数百年的脱域之后，科学正在“回乡”、扎根、嵌入到语境之中，形成“地方性知识”。因而个别事例和不确定的过程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魅力。在经历数百年的怯魅之后，事实正在获得意义，科学正在“返魅”。

其次，研究对象的变化必然促使方法的改变。在第一个方向，虽然是沿袭科学萌芽以来的进程，但在微观和渺观世界，传统方法遭遇难以逾越的困境。在第二个方向，所应用的是与分析和还原相反的方法——综合与演化、涌现。更大的挑战来自第三个方向，充斥着个性和不确定性，并且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可分割。顿悟、直觉和灵感，body，以及实践越来越重要。由此，行动者网络，主体（个人、实验室、共同体、学派等）和实验室设备等因素，便不可避免（对称）地进入研究之中。

第三，作为社会的物质基础，由技术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构成的平台在不断提升，由机械而化工而生物制品，由材料而能量而信息和信息技术，以及由工业技术而高技术。新的平台首先促使人从机器的平台提升，满足高情感的需要，走向人机界面友好。这是人类学意义之“天”与人之合一。高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考虑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同时将更多地依赖知识而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其次，新的平台通过为每个人提供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而使之得以与属于自己的人工自然“合一”，促使个人在单面人之后发展出属于自己个性的一面。第三，新的平台还在一定意义上超越技术理性并隐含新的观念，如兼容、共享、容错、开放和协调发展等等。随着高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普遍应用，这些新的观念也必将深入人心。参阅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4402

新的平台特别是信息技术使原来的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发生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本的变革，从而改变了时空结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使各具个性的个人更紧密同时也更平等地结合在一起。同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人工自然物正在由近代那种标准化线性相关，过渡到现代的个性化及非线性相关,这也表征了现代人际关系中的个性及其交往的复杂性和有机特征。新的社会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以知识沟通并融合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生产就是消费，消费也就是生产。二者合一，共同从事创造，创造作为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商品——知识，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最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小科学正在成长为大科学。科学家们最先是通过科学实践活动同大自然进行交流，旨在求真，随后与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开始增多起来，形成相应的学术规范，并有了一定的社会建制。现在科学本身的发展要求科学家们必须与公众进行交流。科学家的目光渐次由只关注自然到与同行交往，再向上到理解并融入社会，意识到科学并不等于进步，意识到能够做的未必都应该去做，意识到科学要受到社会的选择和引导。这时候的科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了公众的科学，成为全社会的科学。科学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就是一切，并非等同于文化，不过是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认识到自身作为要素的地位，日益融入文化系统之中。

在科学的上述发展也就是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文化系统渐次生成。

文化系统的生成首先表现在对科学的批判上。在本体论上，没有普遍适用并具有铁的必然性的事实和规律，真实地存在着的是与历史和语境不可分割的不断变化和生成着的各异的个体。在认识论上，没有未经主体的认识和解释所“污染”的中性的事实和规律，知识是由“共同体”按照一定的“范式”建构而成，是在实验室中建构而成；在历史观领域，真并不孤立、至上和唯一，对真的追求要受善与美的引导。参阅：“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析李约瑟假设。

文化的提升过程,也正是文化系统将科学作为自身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生成的过程。在生成的第一步,既然文化作为系统尚未形成,与作为要素的科学并无二致,于是整个近代文化就是科学文化、机械文化或工业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科学不仅是要素,而且就是文化本身；而一旦科学等同于文化.那么也就没有什么要素可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化处于本应属于要素的科学的水平。进入现代以来,文化系统渐次生成,一旦成为系统，文化便将科学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并赋予其本来的基础地位。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演变也可说明这一点。小科学之所以为科学而科学，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文化的生成尚处于“底”的阶段, 尚未成为系统，科学因而得不到文化的指引，要素因而得不到系统的选择。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原因不仅在于科学的发展需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撑,而且在于文化的提升,由此科学作为要素得到文化系统的指引和选择。

科学与文化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它们属于不同层次，在历史和逻辑上科学作为在先生成的属于较低层次的要素对较后生成亦即属于较高层次作为系统的文化发挥基础的作用。科学对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历史决定论，而文化对科学的影响则体现了目的（未来、价值）引导论。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自然是一种为在时间上在后,却在存在的次序上在先的善所引导的自发的技艺。在时间上科学在先,然而科学（以及文化最终都）为在存在的次序上在先的善所引导。

三、嵌入和融合——走向新的混沌

科学与文化正在走向新的混沌。大致可以把这一过程归结为“块”的消融，个体的显现，以及整体的形成[4]。

首先是“块”的消融。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地理上民族、区域文化的消融，另一方面是在内容上各门类间如科技、政治、经济、艺术等彼此间边界模糊，相互渗透、消融。科技对此的影响经由两个途径，其一是科学的诱导效应。余英时先生[5]以福柯为例，认为“知识考古学”与新物理在思维结构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以变动为系列的“断裂”而非连续，如反对知识论上主客对立、如否认离开人的观察过程而能认识客观的实在、如以或然率与不确定原则代替因果律与决定论等等。总之，余先生的结论是，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量子力学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是爱因斯坦始终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识考古学”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其二是科学和技术的直接影响。科学的“地方性知识”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内容，促使它们彼此渗透。宽容、理解与协作、创新，以及自律与他律，不仅成为科学，而且正在成为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共同规范。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的平台为文化中各部分的交流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可能。

其次，个体的显现。科学关注个体，其本身也分化为“地方性知识”。相应地，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的意义理论，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与语境不可分割，而语境则是人类整体语言中的个体体现。技术的产品和服务以其独特性和应变性满足个体的需要。网络的发展在消解一元中心之时，给予每一个体以平等的地位和参与的机会。随着个体显现，在原先统一一致的“块”中便出现越来越多的个性和差异，以致看不出有什么全民族相同的文化，也看不出严格意义的政治、经济、艺术或科学技术。

第三，个性的显现在促使“块”的消融的同时，也在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参与形成新的整体。虽然新的整体尚未成形，但可以推知它的一些特征。

(1)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在认识领域，个体的显现，也就是把普遍的、抽象的科学理性融入到具体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现实中，是理性的“语境化”。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块”的消融是根除，那么个体的显现就是寻根。其结果既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参与价值判断并成为后者的基础，也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在具体实践中，在价值理性中找到自己的目标和归宿。

(2)整体与个体的统一。整体不是由几个界限分明、彼此独立以及不可通约的“块”组成，而是由最小的部分，由一个个企业、社区、社群、家庭，乃至个人组成。他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赖、参与。“由一滴水看太阳”。从每个个体都可以看到科技、艺术、伦理，还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只是消融而非消亡，它的生命通过个体而流淌到全世界，并且不断地变化着流向未来。

(3)整体中的每一个体都是平等的，都有发展的机会。精英与大众、深度与平面、终极与当下的对立逐步消融。一方面是精英地位的跌落；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水平的提高。扁平并非没有深度。每一个个体都是创造者而不是被创造者，共同关注人类作为“类”的深度和终极问题。

(4)混沌不是静止。整体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个体都在从事创造，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整体中的亮点，然而亮点又在不断转移，没有永恒不变的主旋律。人类走出远古的混沌走向有序，理性、必然和规律，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分化，是一元、中心、标准、精英、深度。随着21世纪科技和其他方面的发展，随着“块”的消融和个体的显现，人类正在更高的水平和共同的平台上迈向新的混沌。这正是“知识之树”。

知识之树的主干上枝繁叶茂，互相纠缠着伸向独特的语境，伸向无限的时空。科学与文化正在走向新的混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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