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东方文化周刊》1997.20，实际上是十余年前对于知识之树朦胧的理解。开博之初就匆匆上载，此时修改后将其归入知识论，请各位与“知识之树”联系起来看。

"神秘"、"鬼气"、"朦胧"——往往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在听中国当代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时的感受,或者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听不懂啦,现代音乐。"音乐界对此也褒贬不一,说改变了世界音乐格局,开创了中国交响曲创作新路者有之；说脱离现实生活,是"皇帝的新衣"者亦或有之。究竟该怎样看待包括中国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在内的现代音乐呢？音乐史和文明史可以为此提供新视角。

从音乐史上看,可以认为当代音乐继承近现代音乐的两个基本类型----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广义的)。浪漫主义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和感情共为一体,并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情感要突破形式的束缚。古典主义则要求尊重曲式结构、逻辑、形式规范。后现代音乐尽管流派纷呈,各领风骚,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灵魂深处的独自、宣泄,或下意识的感受；另一类则超越个人乃至全人类,以纯粹的形式来表达对茫茫宇宙的领悟。借用画家康定斯基的观点,前者可称为主观的抽象艺术,后者则是客观的抽象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是对浪漫主义的继承,而后者则沿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然而必须指出,在与近现代音乐的关系上,后现代音乐更多的或主要的是否定,浪漫主义尽管要突破形式,但毕竟仍有明确的旋律、曲式与和声,主观的抽象音乐则全然摒弃传统意义上的形式。古典主义尽管强调形式,但毕竟为感情留下一席之地,客观的抽象艺术则完全排斥感情,有趣的是两极相遇,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在对近现代音乐否定的道路上走到一起来了。放在知识论的视野中，极端的浪漫主义，是极端嵌入的编码知识；极端的古典主义，是极端的非嵌入编码知识。两极相通，都通往隐性知识。参见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和中国－知识论之二。

主观抽象音乐与客观抽象音乐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否定近现代音乐明确的旋律、严谨的曲式结构与和声,代之以无调性、无曲式与不协和音、无音阶无音准的诵经声……。音乐也是一门学科。在学科的意义上，音乐正在由硬变软。共同特点之二是非具象,无论是纯主观或纯形式,真实的客观世界已悄然隐去,不可能从后现代音乐中寻找其表现了什么具体的事物。因而,后现代音乐与近现代音乐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否定。

后现代音乐在否定近现代音乐时正在向古代乃至远古时期的音乐回归,远古时代的音乐----如果说有音乐的话,那只是万籁之声以及人类的歌唱性口语,这种音乐节奏不稳定,更谈不上结构；没有音阶,没有固定音高；除了若干骨干音外,其他音都是偶然的,摇摆不定、含糊不清。然后有1/3音或1/4音,这是现代人的测定,实际上在远古时期,与其说是整音的1/3或1/4,不如说是模糊、不准确。据说中国在史前，有一位伶人建成了12音的体系,而有确切音程的五音体系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由此可见,自远古而近代,在音乐(实则更广泛的领域)中有一个从混沌、模糊不清到有序、确定的过程。这一规律还可由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的关系得到说明,在生物学中有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人类胚胎的发育过程浓缩了生物亿万年的进化史。作曲家的作曲过程也是如此。1806年,贝多芬在创作热情奏鸣曲最后乐章时,先是沿着音阶上上下下喃喃作声或大声叫喊出各种声音,却没有一定音准。然后再将处于混沌、模糊状态的音乐上升为有序状态。作曲家个人的创作浓缩了音乐史由混沌到有序的过程。

近现代,在有序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后现代音乐在否定近现代音乐的同时,正在向远古的音乐复归。是的,我们在现代音乐中又体验到了无调性(1/4音、12音体系)、无曲式与不协和音,但现代音乐经过了近代音乐有序的阶段,是在近代音乐全部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复归不是简单地再现,而是在更高的水平上,或者说是一种辩证的复归。

如果把后现代音乐置于整个文明史中考察,也会得到有益的启示,当代文明潮流林林总总,从整体上大致可以看到三个共同特点：

首先是非理性。非理性表现在各个领域,在心理学,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梦,有柏格森的直觉；文学中有意识流、达达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美术中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流派；科学中有非对称、非平衡、不可逆、随机涨落、模糊数学、突变论和混沌理论；在音乐中有加料钢琴和前述种种……。这种后现代的非理性是对近现代理性的否定,同时又将理性包含于其中,因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

其次是多元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含义在于时、空两个方面。在空间上,于同一时期存在多种流派。这些流派是平权的，没有主次之分。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精英的衰落和大众的兴起。在时间上,任何一个流派都不会长期存在,舞台上不存在主角,各种角色均如流星般匆匆而过,我们不能期望后现代作品有如近现代作品那样有广泛的影响和永久的魅力。然而，多元的整体却显示出一种因个人广泛积极的参与所形成的异常的活力和永恒的沸腾。

最后,后现代文明具有突出主体的趋势,在近代文明,人被物所淹没,甚至沦为物。现代文明的各种领域都显示主体的觉醒。例如近代初期的荷兰画派的静物画如同照相一般,从中看不到主体的作用。近代后期,尤其在印象派,在凡·高等人的作品中,主体的感受得到充分展现。后现代进一步抹去主客体的界限,甚至消解客体的存在。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突出主体走到极端,便失去了客体。随着客体的消解,主体也就隐去。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复存在。

以上的情况正是远古的情景,在人类之初,无所谓理性,也无所谓非理性。每一个人都是“元”,又都不是“元”；物我不分。没有客体,也没有主体。文明在经历漫长的发展后,在否定近现代文明之时正在向远古文明回归,这不是回到蛮荒时代,而是在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回归。

上述音乐史和文明史的考察可以提供欣赏现代音乐的新视角。一方面,根据后现代音乐个性化,非具象和非理性等特点,不必强求与他人的感受一致与否,每个人均可有自己的欣赏角度；不需进行推理和以理性的心理去欣赏,只能去体验（body）,去感受,去领略其意境和气氛。简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站在否定近现代音乐的立场上才能去欣赏后现代音乐。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必须要产生也必定会产生新的音乐语言(参阅武夷山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2240),音乐与人类的其他创造一样,就像一条河流,有自己特定的流向或规律----自混沌到有序到新的混沌。现代音乐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然而,艺术史、文学史等和科学史、社会史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科学和社会领域,虽然局部会有反例,但从总体上说,后者必定包容、超越前者,显示出前者的局限、错误、幼稚或落后,而在艺术史、文学史中,往日的成就如一座座高峰屹立于历史中。沿时间回溯,我们向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薄伽丘和歌德,对唐诗宋词以及莫扎特、贝多芬等表示永久的敬意,这些伟人及其伟业不仅是永恒的,而且就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和影响而言也是难以逾越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们处于有序或一元阶段。在内容上，所表现的是人作为类的本性，从贝多芬的英雄（顺便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号召要服从、拜倒在权力的脚下）、雨果的《九三年》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形式上，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知识之树的树干,他们是珠穆朗玛峰；而现代趋于混沌或多元的艺术则是无数的不断生成中的山丘，伸向未来时空的枝叶。日前，任继愈和季羡林两位世纪老人相继去世。人们怀念大师，而大师不再。怀念大师或许是因为众生尚未确立自我，需要大师的引路；而大师不再，是因为人类已渐次进入知识之树的枝叶阶段。至于也于近期去世的迈克尔·杰克逊，虽然他把后现代的特征推向极致：行为之反叛乃至惊世骇俗，对精英的挑战和不可遏止的活力，以及主体意识之高扬：I don’t want a life without respect；依然只是山丘和枝叶，只是匆匆的过客。用季羡林先生的话来说，大概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或许还用不着30年。

音乐史、艺术史就是这样的河流与山峰----由河流可见发展趋势,由山峰可见超越时空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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