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有修改）

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 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这是康德的名言。本文不讨论康德宏大艰深的哲学体系，而是提出，由“头顶的星空”可以通往“心中的道德律”，以及探讨这一“通往”的途径和机制。文中，“头顶的星空”指自然界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心中的道德律”指人的内心世界。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可以概括为三大博弈（与合作，此处主要讨论“博弈”），人与自然（拓展为“物”）博弈，人与他人博弈，以及人与自身博弈。三大博弈实际上彼此间不可分割。与自然博弈必然涉及人与人的合作和竞争，以及需要发自内心世界的动机和引发内心世界的波动，反之亦然。本文主要涉及三大博弈中人与自然的博弈，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与自身博弈的影响。

全文分四部分。一、人与自然界的博弈；二、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三之上下分别是科学技术的局限及其对“心中道德律”的影响；四之上下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身的局限并影响到人性。

一、人与自然界的博弈

1.博弈中的一方——自然界

人与自然的博弈主要以科学和技术展开。人类之所以与自然博弈源于四个字：恐惧与好奇。恐惧，担忧自然界的寒暑和灾害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好奇,如同动物，渴望了解自己的领地和一切新奇之物，最终实现求知与控制。

相对于另两项博弈，人与自然界的博弈具有以下基本特征：自然界足够久远，可以对博弈的另一方奉陪到底。所谓“江山易易本性难改”须反过来说。就个人而言，难改的“本性”不过百年，人类至今不过几十万年；而易易之“江山”则以百万、千万、亿年计。在同样的场景下，只要与之博弈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出同一张牌，那么自然界不会变招，也总是出同一张牌。例如，水在同样的条件下，总是在同样的温度沸腾。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在博弈论中就是“重复博弈”和“有限博弈”。重复博弈，不仅在于特定的对象，而且在于由时间和空间等组成的场景。

自然界不仅足够久远，而且足够庞大，可以和不同的博弈者博弈，只要这些博弈者出一样的牌，那么自然界亦然，或者说，自然界对所有的博弈者一视同仁。

人与他人的博弈，情况就不一样了。若是第一轮输了，第二轮难道还会是原样吗？多半会变招，“打一枪换个地方”，是为“一次性博弈”；甚至“无招胜有招”，这就是“无限博弈”。既然如此，于是就只能“兵不厌诈”。或许正是对“人心叵测”的无奈，于是只能要求“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至于各不相同层出不穷的“小异”，只能要求“中庸”，不要走极端即可。若是对方又换了一个人，同样的博弈内容，结果可能面目全非。

至于人与自身博弈，其一，难的是“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尼采）。其二，难以区分博弈的双方。只是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双手互搏的周伯通。因而，在三大博弈中最简单的无疑是与自然界的博弈，之所以“简单”，是因为“重复”和“有限”。

即使同样与自然界博弈，也有难易之分。最容易的对手是丈量土地和杠杆，也就是对手的“招数”几乎最少，可重复性最高，只要寥寥数招，便可洞悉对手的伎俩，由此发展出几何与力学。

相比较而言，如果面对的对手是动植物，其招数虽逊于人，也复杂到难以胜数。（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此，生物学成为学术不端的重灾区。参见生物学的实验结果一定可以重复吗——世界3与世界1的对称关系）

2.人与自然博弈的策略

可以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博弈。

（1）认识层面，指与自然界的博弈中人类手中的牌，包括科学、伦理、艺术和哲学等。科学“测度”作为博弈对手的自然界在“想”些什么，要是人类这么或那么做，自然会做出什么反应，等等。

伦理的影响在两个方面，其一，排除科研中的不端行为，鼓励正当竞争和创新，设立优先权和各种奖项，旨在为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人确立游戏规则，激励参与者，以及保障在博弈的这一侧与另一侧的自然界一样“重复”和“有限”。其二，要求或者征服自然，或者善待自然；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有强弱中心之分），还是自然为中心，或者人与自然双中心。

伦理取向会影响人在与自然博弈中的心态进而科学研究的视野。在一般情况下，伦理学主要不是直接指向认识也就是科研过程，而是在实践即技术与工程的环节发挥影响，是把握了自然界的博弈策略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诉求。

艺术研究自然在审美上给人的启示和感悟，进而激发科学家去探索自然，如爱因斯坦等。审美固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组成部分，但不作为二者博弈的终极裁判者。

哲学在整体上思考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这种思考是建立于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若是没有科学技术，这种思考就难以深入，甚至会陷入谬误。

直接坐在棋局前研读对手，面对特定场景下自然界的特定部分和过程，思量着对手会出什么牌的是科学，而不是伦理、艺术和哲学。

虽然哲学并不直接参与与自然的博弈，但却在科学与自然的博弈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哲学层面上剥夺对方的无限策略。不能把人的意志和情感如“目的”之类以及种种“神迹”或“生命力”等加诸于对方，否则就无法揭示和理解自然的策略。

在近代之初，达·芬奇就排除目的论，认识到自然中存在必然性，是力学关系或数学上的比例。

培根赞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后者认为事件的原因是“不受终极因任何干扰的物质必然性”，终极因在其“不断侵袭和进犯物理因领域的过程中则推翻一切，弄坏一切”。培根明确指出：“这种原因（指终极因或目的因）显然只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系，和宇宙的本性是没有关系的。”“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进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

由此，科学方能在与自然的有限博弈和重复博弈中步步为营，亦即演进博弈。

在科学的众多“策略”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实验。

达·芬奇认为，“经验是一切可靠性之父”，而实验则是知识的“确实性之母”。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把偶然的、附加的东西与本质的、基本的东西相区分。“要把这种试验进行许多次，使得某种偶然情况不至于搅扰或歪曲这个证据。”

伽利略意识到，通过实验，研究者仿佛向自然提出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并得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还觉察到实验的检验作用，“我深深懂得，只要一次单独的实验或与此相反的论证，都足以推翻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论据。”

实验的要义是限定博弈的对象，圈出边界，画地为牢，以及控制条件：纯化、简化，排除博弈外因素的干扰，加上在特定方向上予以强化等等，重要的是可重复，旨在重复博弈。实验方法在于限定博弈对手及其所作所为，排除研究对象之外因素的干扰，设计并固化场景，从而得以有限博弈。只要己方在新的回合出同样的牌，若是发现对方也（在相当程度上）出在上一回合出过的牌，于是也就揭示了对手的一个策略。

达·芬奇发现，“同样的结果总是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原因消除了，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在不便实验的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有思维实验，例如去除空气阻力、摩擦等因素，使问题简化甚至理想化，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科学家大多精于此道。

实验方法，使得科学家在面对自然时超越囚徒困境的一次博弈，使人与自然之间成为重复博弈，以及发现对方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应用有限的策略，并且发现这样的策略。正是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科学没有进步，就是因为缺少至关重要的实验环节。

相比较而言，技术与自然博弈是“硬态试错法”，固然有其价值，然而周期长，成本大，涉及面广，一旦失败代价和风险大，且条件复杂不可控，难以解析以吃一堑长一智。实验与自然博弈周期短，成本低，涉及面有限；一旦失败，代价和风险相对较小，条件设定，试错范围小，容易析因而改进博弈策略。

自然界一旦在这样的博弈中“供出了”它的策略，就必须得到尊重，也就是己方的下一步策略只能建立在此基础上。

不仅如此，己方还可以在已掌握的自然界的策略的基础上于一定范围内有所变招，试探对手的应变，进而有所预期再予以重复，看看对方的应变是否在意料之中。由并不充分的现象甚至蛛丝马迹提出假说。假说在科学之策略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实验，然后再由假说设计实验，“算准”自然界对手在新的情况下会出什么牌，再修改假说和实验方案。

图灵奖得主詹姆士·格雷将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并列为实验范式、理论范式和仿真范式之后的“第四范式”。

科学的进步，在于实验和假说之间的反复比较

正是在如此逐步推进中的反复比较，使这场人与自然的演进博弈中，由简到繁，一步一个脚印，自然界的策略便渐渐被己方所掌握。

赵鼎新在论述战争催生欧洲现代化时认为，博弈规则必须稳定而且博弈链很长，或者说必须让输方或旁观者能够总结经验，然后与赢方在同一规则下继续博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重复乃至演进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正是这样的博弈。

（2）实践层面，与自然界博弈一方的主力无疑是技术（包括工程）,还可以加上巫术之类，还有炼金术等。巫术中或许包含有尚未发现的科学成分，但一般而论，大多基于臆测，是人的一厢情愿。一方面每次作法所面对的自然并不确定，另一方面巫师自己的状态难以重复，在巫师与常人之间也没有沟通的渠道。因而，巫术是不确定的巫师个人与不确定的自然之间一次性和无限策略的博弈。

至于日常生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在原始社会参与了与自然的博弈，但由于对象的不确定和主体的不经意并往往缺乏相应的知识，一般处于次要甚至边缘的地位，在科技发达的现代更是如此。

虽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技术，以及有辉煌的成就，如中国四大发明、都江堰、万里长城等，但大多基于难以重复和积累的经验，难以共享和传承。唯有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博弈的联姻，在科学自身是以假说为核心的认识与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的实验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方能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步步为营，有所前进。

作为实践活动，如果说实验的功能主要在发现和验证，那么技术的功能不仅在此，而且在于发明和创造。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在增强经济实力之时，也为科学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仪器设备，从而使人类作为博弈的一方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日益强大，在与自然的博弈中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此外，中国还有大量的技术附加了太多的文化色彩，掩盖乃至于淹没了实用功能，而“文化色彩”在彼此间基本上没有可比性，因此也削弱了技术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的作用。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性的机巧”。就技术而言，“理性的机巧”即人把自然界当作工具,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这就是理性的机巧”。

“…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人的理性的狡计使他能用其他自然事物抵御自然力量，让这些事物去承受那些力量的磋磨，在这些事物背后维护和保存自己” 。黑格尔的“机巧”仅限于较低层次的技术，并且在技术的负效应充分显示之前。

在博弈论看来，在与自然界的博弈中，人类似乎在不断“劝降”对方阵营的力量，壮大己方的实力。

正是认识的演进和实践的演进，以及二者的结合，人类从与最简单的对手——丈量土地和杠杆——博弈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进而与越来越难以对付，也就是重复性越来越小，而策略越来越多的对手——电磁运动、化学运动，乃至生命运动博弈；以及从面对局部、当下和限定的博弈方入手，愈益与全局、处于过程中且没有限定的对手博弈。

在博弈论眼中,人类历史的“生存博弈”如同囚徒困境,通过重复博弈实现了对囚徒困境超越，通过演进博弈实现对重复博弈的超越。这样的重复和演进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其主力便是科学和技术。正是在这样的博弈中，人类社会渐次实现现代化。

在与自然的博弈中，足可以与科学技术为伍的还要提及体育。

体育，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公平的竞争，之所以“最公平”，就在于除了棋牌类外，在所有的运动中，自然界总是参与博弈的一方。

体育，不外乎两种博弈，其一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博弈，如更快、更强、更高，其典型就是作为各项运动共同基础的田径运动。其二是人际的博弈，主要是各种球类，在比赛双方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个无言的对各方一视同仁的参与者：自然。一是来自人的外部，如时间与空间、万有引力、摩擦力、阻力等；二是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

希腊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时期，既诞生了作为科学源头的欧几里德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同时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这并不是巧合。有趣的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更快、更强、更高，”这一点正与IT领域的摩尔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理念不谋而合，从而也印证了体育与科技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

以往的体育只是单纯依赖体能的提升，现在已经越来越得到科技的支撑，也就是科技与体育联手与自然博弈。

此处还可以顺便提及中国古代的“武功”，有点儿像是体育和技艺的杂交。华山论剑，就其在参赛者之间的博弈所制定的规则而言，大概可以与奥林匹克运动相提并论。然而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武功修为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难以为他人共享，“功夫”则“精进”至匪夷所思的地步，违背自然规律之怪异武功俯拾皆是，自己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因而难以重复，更不能演进。

正如前述伦理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伦理也会影响体育，例如黑哨和作弊等，因而要求公平公正，限定人的博弈策略，由此方可“重复”和“演进”。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根本不是博弈了。

赵鼎新认为发生在西欧近代的战争催生现代化，这一命题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只是在于战争与体育的某种相似性，即在争战双方的背后有不在场的在场者：自然，因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具有了重复和演进博弈的意义，从而为各方积累经验和有所进展提供了可能。

之所以强调“一定程度”，其一，战争同时带来的破坏。其二，战争夹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由此导致彼此间博弈的无限策略，因而降低了自然作为幕后参与者的地位。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无数战争，把人的计谋发挥到极致，从孙子到诸葛，乃至成为神。与神博弈，还会有胜算吗？

由此可见，对博弈方的约束，使其只能应用有限策略，这一点对于博弈的重复和演进，也就是文明得以演进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如果说战争催生现代化，那么也只是“催生”而已，主角只能是科学和技术。

医学，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还是人与自身的博弈？（外一篇）

武夷山老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中国软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提出：

医学（尤其是中医）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还是人与自身的博弈？

笔者的初步思考如下：

1.“自身”，可以认为含“自然（身体）”和精神两部分。医学，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主要都是与作为自然的自身博弈。

“作为自然的自身”，必然与外在自然相通而受其影响。相对而言，中医关注全局和功能，西医探究细节和实体（含关系和过程）。今后的趋势是，以中医的“全局”把握和连接西医的“细节”，以西医的细节充实中医的全局；由中医的“功能”揭示西医的“实体”，以西医的“实体”解释中医的“功能”。

作为精神的自身与作为身体的自身不可分。中医重视精神居高临下和看来“虚”的影响，西医侧重实体如免疫系统实实在在的作用。

医学的对象是人的疾病与健康。患者的疾病是医学的博弈对象，患者本人同时又是与医护人员站在同一侧与疾病博弈的一方。相对而言，中医更重视患者作为与疾病博弈的主体地位，也就是武老师所言的“人与自身”的博弈

2. 科学在认识层面与自然博弈，技术在实践层面与自然博弈。医学集认识与实践于一身。

3. 知识论分析。其一，不一样的博弈。在中医看来，每一病例皆因患者而异，因特定场景而异，以及因中医师本人个性化的望闻问切而异。中医因此而与患者（作为疾病的负荷者，作为与疾病的博弈方）有着直接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医因每一病例都是个案而难以共享和积累，难以经由重复博弈而走向演进博弈。期待大数据和区块链对于中医的发展有所作为。

    西医视疾病（进而患者）为客观对象，通过各种仪器设备获取信息。这种情况近年来正在发生变化。

其二，中西医的概念系统迥异。中医的概念侧重功能，定性，多自然语言，易于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以发挥其在博弈中的作用；西医的概念侧重实体及其相互作用，由定性走向定量，要求科学语言，适合与同行和其他科技人员交流而由重复博弈走向演进博弈，并得到科学技术在整体上的支撑，但不利于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

博弈论或可开启理解中西医之分野与融合的新思路。

感谢武夷山老师的提问。

二、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与自然界博弈的这种重复、策略有限，以及演进的博弈方式极其重要，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于文明之初和日后的岁月中，对于构建起科学家，乃至更多人“心中的道德律”起到了重大影响。

1.天人分离

与自然的博弈，尤其是与其中最简单部分（如杠杆、斜面）的博弈，造就并促进了天人分离的观念。作为博弈对手，自然的行为与主体的好恶无关，这一点给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

1616年，伽利略在罗马法庭上规定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必须遵循的准则：“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们并无力量可以随意更改他们的见解以及左右摇摆。影响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与去影响一位律师或商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可以认为有关契约、合同、票证或商业的见解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但不能以同样的力量去更改关于自然与天体事项的实验结论。”伽利略以第一性和第二性进一步划清主客体的关系。

主客体分离意味着有一个独立于人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独立于自然的人。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旋律：“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人际博弈夹带着太多的情感、权力和利益因素，因而难以分清博弈方。始于与自然博弈的文化，由客观的看待自然，到客观的看待他人，以及客观的看待自己，乃至冷静地承认人是机器或猿。

2.形成“以意欲向前”的精神

梁漱溟把世界文化划分为若干并存不悖的文化系统。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早在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德即声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其他文化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从博弈链的角度，结合梁漱溟所论及的人的三大关系，就很容易解释“文化三路向”说。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向前”的“意欲”，正是源于前述对于自然的“演进博弈”。“调和持中”出于人际博弈中的无限策略、利益纠葛和难分高下，要求各方中庸和随遇而安。在人与自身的博弈中，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然而，这种“向前”的“意欲”如果走向极端，就是征服自然，乃至世界。

“意欲向前”之所以成为现实，还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所形成的普适性知识（参见知识之树（1）、知识之树（2））。普适性知识的特点是与特定的对象无关，与对象所处语境无关，以及与特定主体无关，以清晰的逻辑表达，可以由人或无生命的载体承载，因而可以积累和共享。于是，知识经由普适性知识得到增长和更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与人和与己的博弈中主要只能形成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和嵌入的地方性知识，难以交流和共享，因而也就较少增长和更新。

自古希腊起，西方人即视求知为生命，知识至上。据说，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曾问及，“学习几何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的回答是，“给他5分钱，让他滚！”欧里庇德斯的名言是，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总之，求真，好奇，为科学而科学等等，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西方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爱智慧”的精神（邓晓芒）。

“意欲向前”，不仅旨在外部世界，而且在于自身，主要体现于怀疑和创新。科学在怀疑中前进，怀疑是为了创新。求异，反思，不断自我更新。相对而言，求同，则需要稳定和收敛。

由与自然博弈而意欲向前，在此意义上亦即人类在与自然博弈过程中的“自举”过程。

3.规则意识

近些年来，“规则”一直是热议的话题。

规则，究竟怎么养成？为何不同文化的规则意识有如此大的差异（不是差距）？（参见旷野上有一扇门……）

规则，就是对博弈行为做出的具体规定，可以由博弈者各方共同制定，也可以由博弈者授权的第三方制定，或者由博弈者和第三方共同制定。

规则的要义是，其一，得到所有各方的认同，其二，各方之间的平权，其三，第三方超越所有各方；目的是保证博弈的公平。规则的普遍适用和稳定有效同样重要，这将有助于博弈者在胜负或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和知识的积累，理性的育成，信用的培育，从而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最终有助于人性的凝练、积淀和提升。

局部和临时的规则在特定场合固然需要，但若是总是“个案处理”或“下不为例”，也就是一次博弈，就可能导致囚徒困境，造成人际间的失信、背叛和人性的堕落。

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自然实际上一身而二任，既作为博弈的一方，又是规则的制定者。不论博弈的另一方也就是人愿意与否，在确定的情况下，自然界总是按“既定”方式出牌。正是在与自然之间普遍和重复的博弈中，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反复磨练，尤其是在演进博弈中获得了确定的进步，使得科学家和更多人逐步接受和培育了规则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意识推广到人际的博弈中。“科学技术是社会秩序的高效制造者。每当科学家和工程师就观察、解释、表述或者理论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建立秩序”。

显然，以人际博弈为主，由于博弈各方间充斥着一次博弈和无限策略，同时，政府作为制定规则的第三方，往往直接参与博弈，因而规则意识淡漠，守规则反而一再被淘汰出局，而善于“变通”者往往获利，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规则得不到执行，只能寄希望于伦理道德规范。由于没有对博弈方策略的严格限定，各方随心所欲的“无招”，实际上难以朝向“共同的目标”。

4.客观和规则意识二者的结合：理性

客观，在于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规则意识则涉及主体的知与行。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培育了规则意识，而只有遵守规则，也就是执行有限策略，方可能展开重复和演进博弈。理性又可区分为认识过程的科学理性，以及实践领域的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分别由认识和实践上使得“向前”的“意欲”成为现实；反过来说，正是这样“向前”的“意欲”，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或价值理性，引导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并为之提供动机。

与理性有关的是知识的类型。科学，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人人皆可获取，以及主要是编码知识，可以交流共享。此即默顿所言的知识的“公有性”。

有必要指出，在演进博弈推进到生命科学等领域，实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完全重复，更多的权重在于新知识能否融入知识体系，为相关领域接受并提供支撑。因而在“演进博弈”的更复杂的领域，除了刚性的规则，伦理必然介入。

5.民主意识

其一，自然界提供足够多且来者不拒的博弈“选手”，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链足够乃至无限长（同时也足够“宽”）。对于所有与之博弈的人，无论民族和国家，不计古往今来，一视同仁，无亲疏好恶之分（一些研究者可能因拥有某地所特有的对象如地质和生物的“近水楼台”之便，进而实行封闭甚至垄断，从而获“先得月”之利），只要以同样的规则与之博弈，自然界便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使科学家客观地看待自然，以及倾向于客观和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人，这就是所谓“陌生人”。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陌生人之间的平权，这也是赛先生的核心之一，进而由赛先生通往德先生。

其二，在这样的竞技场上，胜负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揭示了新的事实和规律，也就是自然的博弈策略。其间排除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干预。当自然界以同一种状态面对芸芸众生之时，芸芸众生彼此之间也就只能是同一种状态，那就是平权，继而由与自然博弈中的平权，延伸到人际博弈中的平权，这正是民主的要义。若是一方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另一方只能苟延残喘；当一方退出竞争，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对手，博弈实际上到此为止。而博弈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演进的停止。

默顿由科学活动总结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默顿规范，实际上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对人的一方，对其中的特殊成员也就是科学家所施加的限定和制约。巴尔赞把“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奉为“……美德的楷模”。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的名言。

与自然的博弈，以及由此对博弈者的形塑，提供了这“两样东西”之间的某种桥梁。

有必要提及，除了科学活动的影响外，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生命涌现、宇宙之神秘、无限和秩序本身的魅力引起的内心震撼，同样强大。其实，康德内心的震撼，多半可能是出于这一方面。

三（上）、科学之有限和不足：对自然的待解、曲解和不解

必须看到，如果仅限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源泉，也给人性及其演化带来一系列问题。科学存在与生俱来的有限和不足，科学的有限和不足铭刻于科学活动和由此得到的科学理论之中。

1.实验方法

其一，在实验室里，在有限的时空环境和可控的条件下，处理与自然界相对隔离的研究对象，用仪器或感官记录所得到的结果；可控和隔离会导致“不/非自然”，仪器会有误差，感官会有错觉，记录与现场真实的现象之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早在17世纪，尚在实验方法开始大规模使用之初，一位教士就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实验方法的弊病：把受惊的母鸡赶往错误的方向。言下之意是，科学家并未由实验方法知晓，那只未受惊的母鸡在自然状况下会去往什么“正确”的方向。

然而，如果把研究对象置于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之中，又如何让同行重复这样的过程而加以认可？可重复，是实验方法的优势之一，由此方有重复博弈，从而导出默顿的“诚实性规范”。

这就是实验方法的两难之一：要控制和重复就必须隔离，要置于自然之中，就难以重复。

其二，科学家向实验对象施加在自然状况下没有的影响，以期获得新的发现。问题是，科学家无法回答，若是把发生在实验室中的新的过程放到自然界中，会引发何种连锁反应。科学家只能由实验室做起，在时间上做长，在空间上做大，复杂性提高，影响因素增加，逐步移向自然界，所迈出的每一步都难以预测。

其三，在由最简单的机械运动一步步到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以及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越来越难以限定时空环境，难以设定可控的条件。

玻尔认识到，如果按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做生物学实验，无疑就杀死了生命，生命不是原子分子拼装起来的砖块。在生命科学等复杂性科学领域，不存在如同经典物理学那样严密的实验。

2.科学活动中的认识过程

首先，科学因客观而展开“演进博弈”，同样因客观而导致有限和不足：天人分离，以为可以对自然界施加影响而不会影响人类自己。

其次是认识过程的分析和抽象。分析，把整体分解成局部，过程切割为片段，系统解构为要素，复杂的自组织和涌现简化为因果决定论。抽象，以形成概念，以便在思维中继续实验之后的过程。然而一旦形成概念，原本完整的对象被割裂和孤立，连续的过程被切断和凝固，围绕于对象的语境被忽略遗弃。

在比较分类和归纳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在聚焦以抓住核心与关键之点，同时也就丢弃了以为次要和偶然的因素。在聚光灯的强光之外，丰富多彩的世界成了一片黑暗，变成了“无”。

固然，认识还要由演绎和综合回到现实，问题是，其一，没人可以回答，此“现实”是否即彼“现实”，也就是研究之初作为对象的“现实”。其二，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的“现实”只是无数现实之一，虽然假说可以举一反三，但各种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细微的差别，尤其是现实及其语境不可穷尽。

这就是科学活动之“有限和不足”。

由科学活动的“有限和不足”便可理解科学理论的有限和不足。科学理论是在科学活动中所提炼的概念体系、原理和规律。这些知识构成老师反复教，学生认真学的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重要的不在于现实本身，而是让金科玉律烂熟于心。

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科技工作者，未必自觉意识到，所教、所学和所应用的科学理论只是聚光灯下的光斑，并非知识的全部，更不等于现实。由于往往把科学等同于科学理论而隐去科学活动，科学理论的有限和不足便难以察觉。

科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演进博弈由简到繁，由基本物理运动即机械运动、电磁运动、热运动而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意识运动，而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以及扩展到形形色色嵌入于各种语境和处于演变之中的对象。

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理论所涉及之量纲愈益复杂的过程。“简单”之意，其一，涉及因素少，欧几里得几何甚至无需量纲。“对手”策略简单，可以一眼看穿。其二，易控制，因而可重复。这两条加起来，科学家就可以与研究对象进行重复博弈而揭示对手的博弈策略，继而在此基础上研究稍微复杂的对象，由此步步为营，演进博弈。

既然如此，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只能是以已知相对简单的科学理论试图去理解复杂未知的对象，于是“还原”甚至“机械”就不可避免。科学的每一步都在试图克服由前一步传承下来的有限和不足，然而本身又带着这一步所固有的有限和不足，并将其传递到下一步。

当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归结为某个基因，当把贝勃定律（参见贝勃定律的科学释义-人在测量），进而人的喜怒哀乐都归结为多巴胺，人不再是人。

当科学知识大行其道之时，人类的其他知识退避三舍，必须“祛魅”，驱逐“诗情画意”。诗歌，“并不是使用言词的严肃方式”，霍布斯批评道，因为“言词乃是关于实在事物及其种种联系的确切的符号”。洛克直截了当地要求父母“必须尽最大努力……压制”儿童的诗人气质并“使之窒息”。不仅排斥诗情画意，而且遮蔽与理解力和创造力有关的知识，也就是由波兰尼在上世纪后期提出的隐性知识。

揭示科学的有限和不足并非否定或贬低科学，而是旨在全面理解科学，避免唯科学主义，以更好地应用科学的成果造福于人类。

附网上看到的一段文字：

自然界能用实数（概念）来描述吗？在物理中，实数本身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只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演生近似。用实数描写的物理量，都是一种近似。这些物理量的本质一定不是实数，也许是一些离散的东西。

隐性变量假说。量子力学并不是微观世界的终极科学理论,因为粒子还有一个或几个代表其内在属性的变量(隐性变量),没有反映到现有的理论系统中。贝尔定理排除了用隐性变量理论来解释量子力学的可能。

 三（下）、技术之“有限和不足”

1.技术引发危机的同时性分析

一部分人研发生产出满足自己或另一部分人特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设计人员自己的直觉和偏好），为此在科学提供的知识库中特定地选择若干“原理”进行特定的组合，这就在科学的有限和不足之上又叠加了技术的有限和不足，由此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

其一，生态危机

所谓“理性的机巧”（黑格尔）。人把自然界当作工具,“让一部分自然去反对另一部分自然”，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人的理性的狡计使他能用其他自然事物抵御自然力量，让这些事物去承受那些力量的磋磨，在这些事物背后维护和保存自己” 。

看来单项人畜无害的技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为自然所不能耦合的物质和能量，排放到公共草地，在时空中积淀，必然对自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到头来危及人类自身。

其二，社会危机。在“让一部分自然去反对另一部分自然”之时，“一部分”自然和“另一部分”自然必然各自涉及到不同的人群，因而可以说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

地球上的资源和社会所拥有的资源有限，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作为某些人的某些价值的物化，必然会延迟、积压甚至剥夺和侵犯包括后代在内的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和利益。

在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只是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刚体”和“弹性碰撞”这样的“理想状态”，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奏效，譬如一次次的气候会议。这是技术本质与人之本性的叠加。

其三，反对自己，造成人的危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产生影响，前者如《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后者如当代的网瘾，游戏致死，还有“奶头乐”和“信息茧房”。技术器官论认为，技术是人类器官的延伸。人类一旦把越来越多的事项交给技术去做，也就必然或多或少发生自身相应器官的退化。

再者，人自身的需求往往也处于矛盾之中，在满足一项需求之时要牺牲另一部分需求为代价，例如强调多功能带来使用上的不便，甚至构成对人性的侵犯，还有网络与隐私的关系。

上述三项有限和不足分别主要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正好对应于本系列的主旨——人的“三大关系”。

三大危机同时也在相互影响和强化中进一步加剧。

其四，由于技术是一个过程，于是技术的有限和不足便被分割在多个环节中而不被关注。

首先是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消费者只管使用，不知或不顾生产阶段的有限和不足。发达国家使用苹果手机和光伏电池者未必知悉和顾及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富士康曾经的十几连跳和开胸验肺。反过来，被誉为创新者典范已故的乔布斯，在生前也断不会有如今消费者低头一族那样的感受。

其次，随着产业链拉长，有限和不足也就进一步细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发与生产的分离，微笑曲线形象地表现了其间的差别。当研发成为一种创造，劳动成为一种需要，工作就从程式化、无聊，变为一种变化、刺激、挑战、解决问题、探索甚至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菲尔普斯）。然而，在承接研发的生产阶段，工人从事的却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马克思），仅仅是为了生存的异化劳动，还要消耗资源和承担生态恶化的后果。

有限和不足的细分在表面上淡化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每一环节，每一细节，都会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二氧化碳减排之难可见一斑。

2.技术“有限和不足”的历时性考察

与科学一样，技术也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此处主要分析近代科学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的历程（近代之前的技术史另文探讨）。

其一，由简单到复杂，这一点与科学的历程吻合。具体而言，从相应于基本物理运动的机械运动、热运动和电磁运动的钟表、热机和电机，经由相应于化学运动的尿素、染料、炸药和各种合成材料，到相应于生命运动的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现在发展到相应于意识运动的会聚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以及人可以沉浸于其中的虚拟现实技术。

随着技术向高级运动的推进，前述科学的有限和不足也就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对外的生态，以及对内的人，由肉体到灵魂的全身心。

其二，技术日益臻于完善，进而趋于自我进化。

整体而言，任何技术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同时也是三种类型：工作机、动力机，以及控制-学习机。黄道婆的纺织机是工作机，需要外部动力，人力、畜力或自然力，需要人来操控。工业革命诞生了动力机，20世纪后由自动化技术到柔性化生产的过程标志控制-学习机的发展。工作机、动力机和控制-学习机都需要相应的“载体”——材料，这一点在芯片上表现无遗。智能机器人则是工作机、动力机和控制-学习机合一。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物联网等的“网罗”之下，形形色色的技术按照某些标准互相兼容，日益倾向于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倾向于自我完善。技术，越来越呈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其一端或许是环环相连提供无限场景的元宇宙及其应用，另一端是背后由人机回圈到机机回圈中不断递进的“互联网大脑”。这就意味着相应的有限和不足具有某种系统性，不仅难以消除，而且自行演化。

其三，人机界面日趋友好。工业革命期间，技术低下，尚处于机械等基本物理运动水平，人机界面悬殊，人不得不俯就机器而成为机器，在拉美特利是认识，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实践。此时，人对技术的依赖在于其力量、速度和持久之类，技术外在于人；人对技术主要持批判的立场。

随着技术由基本物理运动，经化学运动到生命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推进，越来越趋近于人。一是使用方便，一键式、触摸、选项、线性、默认，还可以恢复，回到“上一步”。一句话，使用者越来越“傻”。然而，在不假思索之际，在随意甚至“任性”和轻而易举的“一键式”，会增加危机的频率、幅度和范围。

科技黑箱及其组合自成体系自行运作，把人排除在外，在一些领域赋予人更多自由之时，在另一些场合剥夺人的自由度和选择权，还可能失控而引发灾难。

二是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由生理上升并影响到心理需求层面，如游戏、各种社交平台，以及虚拟现实技术。人对机如胶似漆，越来越难以割舍，智能手机造就低头一族，极端便是网瘾。信息茧房之作茧自缚，让坐井观天之喻黯然失色。

三是内在，如谷歌眼镜等可穿戴设备、触摸屏，植入人体的芯片，以及基因治疗等，人与机不离不弃。正在到来的6G时代，基于通感一体，基于无感感知技术。人机界面在走向“友好”的同时也暗藏着更大的危机。

广义的说，人机界面友好中的人既是个人，也是整个社会；“机”既是单件商品，是一个苹果手机，也是庞大的技术、工程和产业体系。一项技术从酝酿、立项、投产、商品化（品牌）、消费，以及售后服务；从一产的资源开采，随后的提炼加工，经二产制造业，以及三产服务业、环保，还要有金融业亦步亦趋，以及多少可行性和伦理等决策论证，整合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在消费环节，又有多少人和组织把自己的存在、运行和发展建立在各种技术的基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科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但绝不可能把技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技术的社会化或社会建构，也就是社会的技术化和技术建构。一项技术，当它被称为“技术”之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技术，而是与孕育和应用它的社会融为一体。

技术与人捆绑在一起。人在推进和依赖技术的同时也就植入了技术的基因，拥抱了技术的有限和不足。嵌入人生和社会的科技黑箱同时也绑定了一旦损坏和缺失带来的损失，绑定了在知或不知情时受他人的支配。

3.科学技术有限和不足的特征：不对称。

利，立竿见影，清晰可见，就是在此时此地的此人，是乔布斯、马斯克本人，或是苹果产品和特斯拉的消费者获利；而弊，来日方长，难以预料南美蝴蝶的翅膀在何时何处引发何种风暴，不知何时何地，有限和不足会以何种方式降临到哪一部分人的身上。虽然“公众参与”，但没有事到临头，没有在此情此景之下，没有真的降临到自己头上，依然难以感知，更难以判断；再说，利是自己的，而弊则与己无关，或者大伙共同承担。

还有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一项技术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当负面后果显现时，技术却常常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就是技术的社会化，以至于对后果的纠错或弥补十分困难。

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改变容易时，还不能预测到后果；当后果变得明显时，改变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间。上文“人机界面友好”部分已经给出了“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缘由。

站在这一视角，对于一项新的技术及其有限和不足而言，“先发展后治理”大概是人类只能接受的路径。

技术（因而也就是社会）的发展注定不是直线，也未必是波浪式或螺旋形，而是在普里戈金的分岔图上由一个分岔走向另一个分岔，技术走过的足迹则成为“技术树”或“科技树”。

在这些缘由的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哲学原理：时间不可逆。

科技树的点亮时间、点亮顺序，会对人类世界有难以想象的影响。它几乎是一种不受控的力量，无人能够预测。更难以预测，点亮科技树的某一个分支，会把人类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新天地。没有人知道，那个新天地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

站在上帝视角，也许有一种完美的科技树，按照某个顺序逐次点亮，最大地避开人类的弱点，激发人性的优点，可以把人类社会带入一片光明的福地。

人类大概率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因为科技树的成长是自组织的涌现过程。

https://yashalong.blog.caixin.com/archives/262119 只见外星人端着火绳枪，向地球军队发起冲锋......

四（上）、科学技术有限和不足背后的人性

科学技术之有限和不足的背后有人性使然。先从存在的角度分析。

1.本能

科学技术有限和不足的背后是人的本能——好奇与控制，以及人的本性——自利和有限。

A.

人在认识上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于动物的习性。动物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希望了解生存的环境，特别要探究领地内的陌生事物。人类继承了动物的这一本能并有所扩展。

其一，不仅为了安全，而且，以及越来越多的是不带任何功利纯粹的好奇，探索未知世界永无止境。自古而今，人探究自然不外乎四个字：恐惧与好奇。恐惧是担心自然界的灾害与生灵会危及自己的生存。随着科技的发展，恐惧之心消退，好奇成为科学的首要动力，这就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意向性”源泉。

其二，正因为此，人类所要探究的远远超出自己的“领地”，扩展到古往今来，宇和宙。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在探究的对象上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不仅向外，而且向内探究，探索自我，乃至探索“探索”本身的奥秘。

其三，这种好奇并不止步于现象和“是什么”，而且在于背后的本质和因果关系。提炼普遍性，举一反三；揭示必然性，知过去未来。任何违背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事件都会激起更大的好奇心，从而扩展人类知识的疆域。

与此同时，人类又倾向于以尽可能简约和自洽的原理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在上述过程中，知识之间的任何矛盾之处都会让人的内心感到纠结而尽力克服之。只有到了这一阶段，好奇心方得到满足。

好奇，以情感的冲动开始，以理性的解释得以释放，随后是在此基础上的新的好奇。

B.

人在实践上的控制欲同样源于动物对领地的支配欲望。首先是通过行动而达到目的，也就是有效。其次，在行动的过程中保持持续的控制。第三，尽可能以最小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收益。最后点实际上体现了自然界的普遍原理：最小作用量原理。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实践上的控制由于得到来自认识上的好奇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支撑，因而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计算行动的每一步的成本、代价和收益，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在眼前可预见的时空范围内，以较小成本（包括时间）和代价（包括风险）获得较大收益；而动物只是出于本能。

尤为重要的是，人类可以从一次次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在新的平台上开始新的行动。于是，在目的上就有了战略与战术之分，长远和眼前之分，以及整体与局部之分。人可以为了战略、长远和整体放弃战术、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进而探索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倾向于扩大控制领域，延续控制时间,以及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其途径不外乎拥有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钱财，以及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前二者延续了动物的本能，后者区分了人与动物。

人类的控制欲在于三个方面：控制物，包括自然和人工自然；控制他人；以及控制自我。现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上网络世界中的“孪生”者。

人对自然的控制欲是技术起源的原动力，而追求更大效益和效率则推动日后技术的发展。人们继而以人对物的控制来控制他人，就此而言，人类就区分为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区分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牧羊人和被支配的羊。在彼此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中竞相发展新的技术，开发出“效益”更好，风险与成本更低的武器系统。

“变成一名电子人！”这就是凯文·沃里克做出的选择,而“那些没有电子化的次等人种……过着未进化的生活，即可能变成将来的黑猩猩”。于是，只要有一个人迈出第一步，不甘被支配的后续者必将亦步亦趋，“赶超”之声此起彼伏。从“也要搞原子弹”，到有谁愿意“变成将来的黑猩猩”，从微观层面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纷争，人际的控制与反控制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越发正气凛然。

人类或许可以调节对自然的控制，甚至提出“自然中心主义”，所谓“增长的极限”和“新发展观”等都是对于人“类”而言，进而彼此合作，然而人是否愿意接受他人的控制？谁跨出一步就是人，是牧羊人，而留在原地就沦为类人猿，沦为被牧羊人看管的羊。控制的对象不仅是自然，更是他人他国。

与永不遏止的好奇心类似，人类一旦对某事实现了控制，相应的行为就会变得单调重复，从而对此失去兴趣。英国的罗斯·金教授研制了一台名叫亚当的机器人，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做实验，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假设。金说:“机器人将会比人类做更多实际的试验工作和简单循环性的假设工作。人类将转移至更有战略意义和更有创造性的位置。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应战”理论，认为一个没有挑战的民族将走向衰亡。这一观点对于人类、民族和个人普遍有效。挑战与对抗，正是游戏的核心。在游戏中，个人把感到单调重复，或者过于复杂而难以驾驭，然而具有意义的现实生活置于脑后，全身心埋头于游戏中无尽的挑战与对抗，实在不行也可以降格以求，以退一个档次的成功自我安慰，在无休止的挑战与应战中“游戏致死”。

随着这样的控制对人工自然越来越深的依赖，也就意味着人工自然反过来对人的控制。这就是人类对人工智能和会聚技术等担忧的缘由。电子人之类人机合一之途或许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合一，其结果不知是进一步扩展了人的控制欲，还是电子人对人的控制，抑或到2045的奇点，人将非人。

至于控制自我，目前看来多在生理层面，如各种体育竞赛，在比赛的各个环节和面临各种胜负场面对自我的控制，以及屡屡挑战自我的生理极限。心理上的自我控制更难。在各个领域形形色色和无休止的挑战过程中，少有对控制欲本身的控制。

2.弱点：自利和有限

通常认为，人的弱点之一是自利，这一点同时也是所有生命的本能。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态。虽然人可以为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弃个人和眼前的利益，甚至牺牲自我，甚至动物世界也不乏在极端状况下，以牺牲个体换取族群生存和延续的事例；但这仅发生于某些极端状况。

若是群体以个体牺牲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存在作为常态，群体最终也就失去存在的依据。

既然个人的常态是趋利避害，那么对于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如果可以不侵犯或尽可能少侵犯他人就可以获利，即不失为“明智之举”，由此便可以解释“搭便车”，这就是以最小或无需成本获利。

维纳富有远见地指出，“只有实现世界大同，不再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全面抑制科学（主要是技术）的负面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科学的正面作用。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假设有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遥遥无期的” ，全球气候会议步履艰难难有作为就是明证。

人的弱点之二，人本身的局限注定不可能洞察和控制一切（你我他，在“知行系统”的哪一个台阶？）。再周全的考虑，再细致的部署，只要跨出一步，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影响在空间上已经扩展和深化，时间上已经延续并积淀。虽然有所谓终极关怀，但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人类在认识上无法全面知晓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要导致而又尚未发生的在生态、社会和人性上的变化，在实践上不可能将所有这些变化在彼此间以及与原有的一切完全偶合起来。（科林格里奇困境）

人的本能和弱点是科学技术有限和不足的根源。

四（下）、科学技术有限和不足背后的人性——演化的视角

1.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有限和不足发生了某些演变。

科学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身的有限和不足。

其一，科学本身的发展。生命科学注重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体都处于各自独特的语境之中。在时间上，对象以难以捉摸的“涌现”方式演化。学术界据此提出所谓“地方性科学”，看来还要有与时俱进的“阶段性科学”。“地方性”与“阶段性”的科学（复数）会有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各自相应的游戏规则，多样化的游戏规则彼此或多或少重叠，犹如“蓝牙”。复杂性科学越来越注重从关系和非线性的过程，以及嵌入于形形色色的语境之中来认识不同对象的不同方面和阶段。

其二，科学哲学各流派展开对科学的反思，对唯科学主义、还原论、宏大叙事、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重复博弈不可能。实际上，毕达哥拉斯早就道出了真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原只是方法而不是主义，指出编码知识的不足，客观知识，世界3只是“理想状态”，以及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三个世界不可分割；揭示意会知识并提升其地位。

其三，科学的边界变得模糊。在认识过程中，直觉的地位越发重要，美学和艺术修养成为科学家必要的素质；价值观念介入其间，伦理乃至宗教情怀，以及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不可或缺。科学之真，宗教之善，以及艺术之美正在打通彼此间的隔阂而趋于融合。与此同时，认识与实践的界限也不再清晰可辨，走向知行合一。

随着科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在量子阶梯上上升、回溯和拓展，面对生命、各种量子效应、宇宙起源，以及复杂性，如混沌、涌现，必然推进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的相应变化，包括各种边界的淡化和交融，博弈与合作共存。

所有的人都面临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科学技术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的基础，并由物的层面由下而上规定了人际关系，如民主平等信用和契约关系，由下而上建构人己关系，如自由探索、理性和怀疑精神。

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三大关系之一，科学只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部分。科学对人性的影响处于基础的层面，又只是基础的层面。在真之上，还有善和美。没有真的善和美是虚妄的，没有走向善和美的真贫乏且缺乏人性。

技术既与科学捆绑在一起，又从根本上不同于科学。其关键点是，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选择和控制，而生产过程、产业链和消费过程又反过来规定和建构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

如果说科学作为特殊的认识活动（实验是特殊的实践活动），单方向影响人际和人己关系，即本系列总标题“从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那么技术与人则是相互创造和限定。

值得注意到是，在这种相互构建的背后，是宇宙间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技术的发展正在部分克服其本身的有限和不足。

其一，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和超级计算机及云计算的发展，前者是“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后者可以完成关于复杂对象和未来过程的海量计算，因而能够较之以往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预见某项技术对自然、他人和使用者自身的影响。虽不足以彻底消解，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术的有限和不足。

其二，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脑和大数据的挖掘，全球会有更多人以及在更早参与对某项技术的监控和评价。美国的弗里德曼在IT领域提出“价值敏感性设计”，力求在技术启动的第一时间，也就是早在设计阶段就发现问题，以减少有限和不足的传递和放大，消解“科林格里奇困境”。此外，售前服务、让不同人群体验新的技术等等，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元宇宙将在上述方面发挥作用。

2.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人的本能与弱点也正在发生某种潜移默化和微妙的变化。本能之一，好奇，正在发生演变。随着知识愈加复杂，彼此嵌套，难以揭示普遍性与必然性，在现象的背后不存在“本质”或“所以然”。人们不得不满足于“有一说一”。

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先是统计和概率，继而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在不断袭来的“后现代”浪潮中，科学家或者以给传统概念冠以“非”和“不”这样的否定词加以应对，如非有序、非平衡、非对称、不可逆、不确定等，或者创造出相对、涨落、分形、分岔、涌现、突变、模糊和循环之类难以把握的词汇；或者用往日词汇的堆砌（如“后现代发生器”）来填补自己空荡的心灵，抚平种种自相矛盾的解释，遮蔽（海德格尔）与他人交流的窗口；或者以种种主体的“建构”聊以自慰，一个典型是所谓“人择原理”。

批评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赘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事情本来就是不同的，那它就是不同的”，认为人择原理中强调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是错误的。批评者中有是不少物理学家。虽然如此，“知其所以然”确实越来越难以做到，大数据时代更是举起“知其然”的旗帜，进一步动摇“知其所以然”的冲动，“知其所以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人类因而逐步满足于远古祖先的知其然，确切地说，是“后知其然”。爱因斯坦坚持“上帝不掷骰子”，而今要做的就是，从中挖掘“大数据”。

满足于知其然，以及以种种辩证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安慰自己，不仅是认识的变化，而且是人的心理甚至本能的变化。好奇，固然依旧存在，然而止于知其然，即使“后知其然”，毕竟不同于知其所以然，不足以完全抚慰内心的需求。再说，知其所以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认识朝着未知领域的推进，设置了相对明确的方向。如今，没有了知其所以然的冲动，仅仅知其然，此处的“其”究竟为何事何物，也就带上了几分茫然，甚至玄妙。

在纯粹为科学而科学，也就是为知而知的好奇有所淡化之时，包括科学在内，后现代思潮在整体上的实践转向和实践优位，以及主体全方位参与建构，填补了人的好奇本能褪去所造成的某种“空白”，那就是“目的”。独特的主体，带着特定的目的，负载着独特的价值判断，研究独特的对象，以及置于独特的时空环境或语境之中，去“知其然”，在“茫然”中朝向不同主体所设定的不同目的。

这一点在大数据时代尤为突出，为某个特定主体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目的收集某类特定的大数据，从中挖掘可以特定的为该主体所用的线索。在这样的变化中，好奇，由“知其所以然”对因果决定论的强调，趋于因果决定论与目的论的均衡，进而由目的论主导，也就是从为知而知，走向有目的的知。在宇宙学、基本粒子物理、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等前沿领域，传统的好奇心依然盛行；而在其他更广泛的领域，“目的”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引导乃至置换纯粹的好奇。

本能之二，对控制欲的反思。随着控制无尽的扩张，在对自然的控制中，人们发现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控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受到来自自然界意想不到的十倍百倍的报复。在全球化时代，对他人的控制往往是“零和”，或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两败俱伤。谋求双赢、多赢成为首要选项，全球治理不再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

人们逐步意识到，控制，同时也包含着对控制对象的尊重。在这一过程中，超越群体（国家、民族）和个人，人作为“类”的地位正在提高，在各个群体各自的目的中，人类的目的正在提升。

然而必须指出，在现实世界一再受挫后，有人干脆任性而放弃对自我的控制，越发重口味，寻求更多的声色犬马。再者，人们倾向于把控制欲宣泄到网络和虚拟世界，在游戏和短视频，在元宇宙中追随梅菲斯特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人性中理性与情绪的分化，笔者将在日后展开这一点。

在人的本能发生上述演变之时，人的弱点之一，认识和实践上的局限有所改善，这既是在实际上确实发生的改善，也在于对这种局限本身的接受和认识。一旦更加自觉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换一个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和自己。

弱点之二，自利，在认识到个人之有限之后，也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主要是人作为“类”的地位有所上升。

在上述人的本能和弱点的微妙变化中，人类是否有可能孕育一种新的本能：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敬畏，敬畏自然之浩渺无垠，敬畏自然与人的息息相关。敬畏他人。在共同遵守的规则下，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与自己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生的权利，以及思与行的权利。敬畏自我，提醒自己固有的人性：本能和弱点。

弗洛伊德在1930年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本能的满足之上，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对强大的本能的力量不予满足为前提？

科学技术活动本身的特点与人的本能和弱点相叠加，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中回过头来改造科学技术活动，承认并洗涤自身的有限和不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人性。在“奇点”到来之时，人性自利的根源，“自私的基因”是否会改为“先人后己”的“机器人三原则”，抑或，有意向性自利的人与无意向性无私的机器人的结合？电子人等形形色色的新新人类是否会极大地突破认识与实践的局限？

随着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联手以意识运动为对象，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头顶的星空”，而且直接就是内在的“心中的道德律”，人类能否预知，由此将对“心中的道德律”产生什么影响？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人与技术的相互构建——想起人工智能的一个术语：人机回圈——中，人的因素将逐步减少，除非“心中的道德律”足够强大并跟得上技术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