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本系列断断续续已有2万多字，至此已是尾声。

所有的人都面临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科学技术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的基础，并由物的层面由下而上规定了人际关系，如民主平等信用和契约关系，由下而上建构人己关系，如自由探索、理性和怀疑精神。

随着科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在量子阶梯上上升、回溯和拓展，面对生命、各种量子效应、宇宙起源，以及复杂性，如混沌、涌现，必然推进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的相应变化，包括各种边界的淡化和交融，博弈与合作共存。

1.

科学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身的有限和不足。

其一，科学本身的发展。生命科学注重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体都处于各自独特的语境之中。在时间上，对象以难以捉摸的“涌现”方式演化。学术界据此提出所谓“地方性科学”，看来还要有与时俱进的“阶段性科学”。“地方性”与“阶段性”的科学（复数）会有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各自相应的游戏规则，多样化的游戏规则彼此或多或少重叠，犹如“蓝牙”。复杂性科学越来越注重从关系和非线性的过程，以及嵌入于形形色色的语境之中来认识不同对象的不同方面和阶段。

其二，科学哲学各流派展开对科学的反思，对唯科学主义、还原论、宏大叙事、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重复博弈不可能。实际上，毕达哥拉斯早就道出了真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原只是方法而不是主义，指出编码知识的不足，客观知识，世界3只是“理想状态”，以及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三个世界不可分割；揭示意会知识并提升其地位。

其三，科学的边界变得模糊。在认识过程中，直觉的地位越发重要，美学和艺术修养成为科学家必要的素质；价值观念介入其间，伦理乃至宗教情怀，以及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不可或缺。科学之真，宗教之善，以及艺术之美正在打通彼此间的隔阂而趋于融合。与此同时，认识与实践的界限也不再清晰可辨，走向知行合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三大关系之一，科学只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部分。科学对人性的影响处于基础的层面，又只是基础的层面。在真之上，还有善和美。没有真的善和美是虚妄的，没有走向善和美的真贫乏且缺乏人性。 

技术既与科学捆绑在一起，又从根本上不同于科学。其关键点是，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选择和控制，而生产过程、产业链和消费过程又反过来规定和建构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

如果说科学作为特殊的认识活动（实验是特殊的实践活动），单方向影响人际和人己关系，即本系列总标题“从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那么技术与人则是相互创造和限定。

值得注意到是，在这种相互构建的背后，是宇宙间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化解其有限和不足。

其一，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和超级计算机及云计算的发展，前者是“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后者可以完成关于复杂对象和未来过程的海量计算，因而能够较之以往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预见某项技术对自然、他人和使用者自身的影响。虽不足以彻底消解，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术的有限和不足。

其二，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脑和大数据的挖掘，全球会有更多人以及在更早参与对某项技术的监控和评价。美国的弗里德曼在IT领域提出“价值敏感性设计”，力求在技术启动的第一时间，也就是早在设计阶段就发现问题，以减少有限和不足的传递和放大，消解“科林格里奇困境”。此外，售前服务、让不同人群体验新的技术等等，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元宇宙将在上述方面发挥作用。

2.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人的本能与弱点也正在发生某种潜移默化和微妙的变化。本能之一，好奇，正在发生演变。随着知识愈加复杂，彼此嵌套，难以揭示普遍性与必然性，在现象的背后不存在“本质”或“所以然”。人们不得不满足于“有一说一”。

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先是统计和概率，继而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在不断袭来的“后现代”浪潮中，科学家或者以给传统概念冠以“非”和“不”这样的否定词加以应对，如非有序、非平衡、非对称、不可逆、不确定等，或者创造出相对、涨落、分形、分岔、涌现、突变、模糊和循环之类难以把握的词汇；或者用往日词汇的堆砌（如“后现代发生器”）来填补自己空荡的心灵，抚平种种自相矛盾的解释，遮蔽（海德格尔）与他人交流的窗口；或者以种种主体的“建构”聊以自慰，一个典型是所谓“人择原理”。

批评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赘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事情本来就是不同的，那它就是不同的”，认为人择原理中强调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是错误的。批评者中有是不少物理学家。虽然如此，“知其所以然”确实越来越难以做到，大数据时代更是举起“知其然”的旗帜，进一步动摇“知其所以然”的冲动，“知其所以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人类因而逐步满足于远古祖先的知其然，确切地说，是“后知其然”。爱因斯坦坚持“上帝不掷骰子”，而今要做的就是，从中挖掘“大数据”。

满足于知其然，以及以种种辩证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安慰自己，不仅是认识的变化，而且是人的心理甚至本能的变化。好奇，固然依旧存在，然而止于知其然，即使“后知其然”，毕竟不同于知其所以然，不足以完全抚慰内心的需求。再说，知其所以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认识朝着未知领域的推进，设置了相对明确的方向。如今，没有了知其所以然的冲动，仅仅知其然，此处的“其”究竟为何事何物，也就带上了几分茫然，甚至玄妙。

在纯粹为科学而科学，也就是为知而知的好奇有所淡化之时，包括科学在内，后现代思潮在整体上的实践转向和实践优位，以及主体全方位参与建构，填补了人的好奇本能褪去所造成的某种“空白”，那就是“目的”。独特的主体，带着特定的目的，负载着独特的价值判断，研究独特的对象，以及置于独特的时空环境或语境之中，去“知其然”，在“茫然”中朝向不同主体所设定的不同目的。

这一点在大数据时代尤为突出，为某个特定主体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目的收集某类特定的大数据，从中挖掘可以特定的为该主体所用的线索。在这样的变化中，好奇，由“知其所以然”对因果决定论的强调，趋于因果决定论与目的论的均衡，进而由目的论主导，也就是从为知而知，走向有目的的知。在宇宙学、基本粒子物理、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等前沿领域，传统的好奇心依然盛行；而在其他更广泛的领域，“目的”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引导乃至置换纯粹的好奇。

本能之二，对控制欲的反思。随着控制无尽的扩张，在对自然的控制中，人们发现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控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受到来自自然界意想不到的十倍百倍的报复。在全球化时代，对他人的控制往往是“零和”，或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两败俱伤。谋求双赢、多赢成为首要选项，全球治理不再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

人们逐步意识到，控制，同时也包含着对控制对象的尊重。在这一过程中，超越群体（国家、民族）和个人，人作为“类”的地位正在提高，在各个群体各自的目的中，人类的目的正在提升。

然而必须指出，在现实世界一再受挫后，有人干脆任性而放弃对自我的控制，越发重口味，寻求更多的声色犬马。再者，人们倾向于把控制欲宣泄到网络和虚拟世界，在游戏和短视频，在元宇宙中追随梅菲斯特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人性中理性与情绪的分化，笔者将在日后展开这一点。

在人的本能发生上述演变之时，人的弱点之一，认识和实践上的局限有所改善，这既是在实际上确实发生的改善，也在于对这种局限本身的接受和认识。一旦更加自觉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换一个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和自己。

弱点之二，自利，在认识到个人之有限之后，也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主要是人作为“类”的地位有所上升。

在上述人的本能和弱点的微妙变化中，人类是否有可能孕育一种新的本能：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敬畏，敬畏自然之浩渺无垠，敬畏自然与人的息息相关。敬畏他人。在共同遵守的规则下，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与自己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生的权利，以及思与行的权利。敬畏自我，提醒自己固有的人性：本能和弱点。

弗洛伊德在1930年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本能的满足之上，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对强大的本能的力量不予满足为前提？

科学技术活动本身的特点与人的本能和弱点相叠加，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中回过头来改造科学技术活动，承认并洗涤自身的有限和不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人性。在“奇点”到来之时，人性自利的根源，“自私的基因”是否会改为“先人后己”的“机器人三原则”，抑或，有意向性自利的人与无意向性无私的机器人的结合？电子人等形形色色的新新人类是否会极大地突破认识与实践的局限？

随着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联手以意识运动为对象，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头顶的星空”，而且直接就是内在的“心中的道德律”，人类能否预知，由此将对“心中的道德律”产生什么影响？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人与技术的相互构建——想起人工智能的一个术语：人机回圈——中，人的因素将逐步减少，除非“心中的道德律”足够强大并跟得上技术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