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或“性本恶”（参见人之初，性不定，性已定）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对于传统文化整体的重要性堪比五条公理之于欧氏几何的重要性，相当于传统文化中的“本原”和“始基”。

人性本身是客观存在。无论是性本善、性本恶，还是性本……，都是人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与客观存在的人性本身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构成了一种文化独特的基因。

人之初之“公理”一旦确定，文化的基因一旦形成，便开始从根本上建构一种特定的文化。

1.性本善

在熟人社会中，譬如同居于一村或土楼中的人，性善论的基因和假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一旦走出土楼和乡村，走向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之时，失去熟人的监督，性善论逐步暴露出与生俱来的弱点。

首先，性善论有可能掩盖人性恶的一面，从而没有为人性之恶设置必要的底线。没有底线，人性往往肆意而为，没有最恶，只有更恶。

在另一端，对善的追求一旦超越人性就可能走向伪善。严复的归结是：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鲁迅声称，“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其次，既然性本善，重要的是劝人向善，重在内心的伦理道德。不同于刚性的法律，伦理道德之柔性在于诱导“良心发现”，需要内心感悟，依赖于个性和特定的语境，彼此间很难借鉴和共享。先是“合情”，然后才是“合理”，此即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情本位”。而“个案处理”又为各种类型的恶留下后门。

复次，顶层设计。性本善，自然有“善”的级别和层次，如，勿以善小而不为。由善小到善大逐级收敛而通往至善的境界。“善”及其收敛和提升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为身边事为家庭是小善，为集体为天下乃大善，修齐治平。小善服从于大善，这是张艺谋“英雄”的核心思想。

顶层设计与情本位劝人向善结合起来，就是形形色色的“感动”和“最美”。

收敛导致集中权力，集中到顶就是皇帝，而皇帝则具有最高的道德，这就是“内圣外王”。张灏先生认为：“原始儒家从一开始就坚持一个信念：既然人有体现至善，成为圣贤的可能，政治权力就应该交在已经体现至善的圣贤手里。”清朝康熙皇帝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集人间所有美德于一身。

最后，性善论在向上收敛之时向下兼容。人非圣贤，并不是谁都可以攀升到这一高度，因而，在圣贤之下必然有一个芸芸众生的世界。和为贵，为了达到“和”的境界，可以和而不同。种种不道德甚至突破底线的人和事，在“和”的旗号之下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内耗和内卷。

收敛、柔性、顶层设计、集权，以及向下无原则的兼容，是性善论这一基因或公理的必然推论。

2.性本恶

上述种种与以“性本恶”为原初假设的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性本恶，自然强调底线，以法律为准绳，不准逾越底线。刚性的法律是“普适性知识”，清晰明了，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法律类似于“负面清单”，底线设计，底线之上发散，只要不违法，怎么都行，有助于个性的展现和创新。在怎么都行的个人自由之间，以及“群己”之间，是彼此制约的契约关系，并在契约安排下自组织，以达到公共的“善”，这是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国富的源泉。社会中的权力则相对分散，且相互制约，此即社会契约论。

性本恶，看似赤裸裸、恶狠狠，却在制度的约束下步步向上；性本善，看似甜蜜蜜、情切切，因失去制度之底，一旦条件适宜，人性便会滑向深渊。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张灏的“幽暗意识论”认为，人性中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忽视后者的能量，未能建起有效制度来防范其恶性膨胀，是中国屡屡错过现代化机遇的重要原因（https://mp.weixin.qq.com/s/sNkaVvIorM4g5_O9v9y_Wg）。

人之初，性不定。王阳明先生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说的就是“性不定”。人之初，既非本恶，也不本善。

最近看到的说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良的意思，而是“从”。人性依附在好的环境和制度，就会适应文明，适应真善美。如果依附在一个坏的环境和制度里，就会适应野蛮，适应罪恶丑陋。从善如流，其实，从恶亦如“流”。“流”者，水也。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如水之适应容器。而且，从善与从恶大有不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只有少数人能突破容器的制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容器”具有决定性作用。

文化，即在于以“文”化“人”，除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