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1.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

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后悔或修改容易进行，还来得及时，没法预测到其必要性；当问题变得严重，看得清楚时，改变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以致难以或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

2.

学者从时间、知识和权力三方面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时间，将介入的时机在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前移”，这里会涉及创新理论和创新过程的线性或非线性。有网友评论，还没有朋友，更谈不到结婚，却要提前控制会不会生下个没屁眼的孩子，这就是所谓的“前移”吧。

知识，包括科技哲学、伦理和政治、法律等。

最后是权力，涉及行动理论。有必要发展一种在“无知状态”（类似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下的决策理论。实际情况是，拥有知识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先”有了自己的立场。现实社会拒绝理想状态。

科林格里奇本人认为，技术的发展需要具有三种根本属性：可改正性、可控制性与可选择性。

可改正性是指将技术过程中一系列决策环节都做成容易改正的，如同“撤回”、“上一步”。当技术发展出现有害结果时，可以通过改正这些决策来达到克服有害结果的目的。

可控制性是指当技术的有害结果在系统中得到反馈后，可以通过控制技术系统来克服技术的有害结果。

可选择性是指在技术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应当准备好菜单，以及保持做出各种决策的选择权。当发现技术的有害结果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决策的方法来改变技术的有害结果。

对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讨论涉及技术评估的最新发展，也就是建构性技术评估。其要害在于从事后木已成舟的评估，转为在全过程介入，并且尽可能向上游推移，于是，技术评估，也就在实际上参与到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之中。

3.“可”……

复杂性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涌现”，科学家无法由历史和现在精确地推出未来。在相当程度上，技术的社会化，技术的建构和应用嵌入到形形色色的场景之中，而且这些场景如同量子效应般，彼此叠加、纠缠。

人类的认识面对未知世界；人类的行动则是不断地创造新的未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