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全文  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 刊于  科学文化评论2007，2。此处是其中一部分。

三、普适性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争

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所涉及的对象远较自然界来得复杂、多变、具有个性，以及处于不同语境之中。将其当作在实验室中的对象一样进行简化、抽象，以在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操作所形成的理性来认识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就可以获得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普适性知识，如经济人假设、启蒙运动所推崇的“自然状态”，以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等等。然后再把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普适性知识，以及由这些知识的物化制成的产品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就是对现实施加了权力。

例如机械、流水线等对人的影响一直达到一个个单一的动作，提高了效率，也会带来问题。或“异化”，或“人是机器”、“单面人”之类；甚至按实验室的要求构建社会，如工厂、学校、医院和监狱等“规训机构”，被福柯称之为“细部的政治解剖学”。即使直接用于自然界也会对后者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实验室，“如果想要清楚地揭示出某种物质的结构和活动模式，或者某个过程的程序步骤及其前因后果的话，你必须首先大刀阔斧地简化环境背景”。[1]以这样的方法和机制不加改变直接作用于自然界就会造成所谓“紧密耦合性”，破坏其非线性、复杂性、自适应，以及补偿与代偿等功能[2]。

在上述影响中，最普遍的、强制性而又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以科技黑箱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技术。科技黑箱支配人的行为，影响交往，而且还是一种律令：非此将造成后果，至少不能成功或降低效果。因而对使用者形成“促逼”。“科学对日常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从实验室向‘外部’世界的转移”。[3]这或许是“知识就是权力”的主要部分。

这样，“通过科学技术和设备的标准化，通过对非科学的实践和情景的调整以适应科学技术和科学实践的应用，这些发展……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的世界中……。因此，世界逐渐成了一个被构造的世界，因为它反映了技术能力、工具设备及其所揭示的现象的系统化拓展”[4]。普适性知识在这样的扩展中便引发了某种特殊的与人文知识的权力之争。

前述“科学大战”除了反映普适性知识与传统文化之争外，还反映出当代特别是西方的人文学者为争夺学术地盘所进行的权力斗争[5]。这种斗争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存在。一方面，人文学者们痛感“机器文明”对“花园文明”的“蚕食”也就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价值的排挤。我们无法逃避技术对我们的挤压[6]。

另一方面，又有学者认为，在强调“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如以“社会良心”自诩，“把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归结为正义问题，而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7]例如，文艺批评家吴亮发现辩论对手的话语中有一些字词不容置疑，如“真正”、“良知”、“理想”、“真实”、“真理”、“公正”等等——这些字词是证明其他观点与结论的尺度和基点，它们本身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人们对这类神圣字词的迷信，使他们在相互辩论中很少费功夫论证自己主张的观点，常常以为只要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或宣布自己所赞同的观点为“真正”的即大功告成。吴亮称之为“术语拜物教”[8]。

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微分权力”的影响下，每个人的各异的、在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天然”的行为，被改造成基于普适性知识的一致的、机械的和标准的行为；以及将人的基于自然的行为，改造成基于人工自然的行为，改造成 “单面人”。形形色色的反科学思潮都与此类权力之争有关。

然而，毕竟人类所创造的形形色色的“科技黑箱”及其组合，才是“真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这既是“抹平”，更是起点，是人类由自然到社会的必由之路。这就是福柯所谓“被构造”的含义，在人类学意义上，在人工自然的基础上，以及在对人性的回溯到达底线-机械、经济人，以及启蒙运动理念的基础上重构。

在这一权力之争中，普适性知识权力的特点首先是潜移默化。劳斯细致地发现，“这些限制具有与传统的权力关系截然不同的形态……并非是某种施加于特定事物和人，并为他人所掌握和应用的权力形态”，而是一种“支配活动身体的微分权力”或“微观社会关系中的规训权力”，“这些限制遍布在我们的相互关系和对事物的处理中，并且渗透到最琐碎、最普通的活动中”[9]。

其次，这种权力施加于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迫使他们以同样的规范和准则作为行为的“底线”进行交往。这里可以借用海德格尔“促逼”概念，但又超越其原意。在海德格尔那儿，促逼主要指技术的发展对人的促逼，而普适性知识的促逼还在于其对历史的“根除”和个性的“抹平”，当周围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普适性知识之后，个别人为保持自己的独立并显示个性而拒不接受，由此即自我边缘化，或者反过来，通过自我边缘化而显示“众人皆醉吾独醒”。或者“明知这潮流和时尚正把人类带向深渊，还是无可奈何地、跌跌撞撞地跟着潮流走”[10]。

这些人没有认识到，普适性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必将渗透到一切领域，这是客观规律。权力并非强加，也不依赖于接受者。无论被接受与否，总是在不断增长、发展，并且“默默地”发挥影响。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普适性知识并非淹没个性，而是对源于自然、历史和特定语境的知识的改造，并为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个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提供可能和广阔的前景。对普适性知识持偏激心理的人似乎有鲜明的个性，实际上表明没有信心和能力在普适性知识的基础上发展个性。

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之中，正是这些普适性知识，是建立于普适性知识基础之上的技术及其产品，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默默”做着贡献的硬件和操作及系统软件。

因而，他们的所谓批判，无疑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凯勒指出：“在把客观性当作男性主义理念加以拒斥的同时，女权主义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并把女性驱逐出了现实政治的现代文化之外：这就进一步恶化了自己所希望解决的问题”[11]。

[1]约瑟夫.劳斯著，盛晓明等译：《知识与权力》p24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同5，p252

[3]同5，p241

[4]同5，p226

[5]邢冬梅，“科学大战”之根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6

[6]game.19xz：浅论现代技术对人的挤压http://dev.19xz.com/soft/32424.htm

[7]朱苏力：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文汇报2004/8/1

[8] 南方周末2005-3-17

[9]同5，p259

[10]game.19xz：浅论现代技术对人的挤压http://dev.19xz.com/soft/32424.htm

[11] 转引自10，p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