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2012年退休，转眼就是6年。

说起退休前后的变化，既有共性，例如大多数的退休者的时间相对自由，收入减少，等等；又有个性，在各行各业之间会有甚至相当大的差异。

通常作为某领域、某层次的领导者，失去了“领导”的对象，会有较大的失落感。

需要团队合作，使用复杂设备的科技界，一旦退休，就意味着失去职业生涯根基，不大可能延续旧业。当然，这两类退休者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发挥余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简称“学术界”）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无需复杂的仪器设备，个人研究的色彩更浓，无需他人辅助。于是，学术界的退休人员往往在退休后带着相当大的惯性，继续退休前的学术活动。

不过，即使如此，这样的学术活动在退休前后也会有甚至相当大的变化。一言以概之，退休前后的变化，相当于“体制内外”。这里的“体制”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所谓“事业单位”及更大范围。

不可否认，中国学术界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体制内，退休后，退休工资和医疗等依然在大的体制内，就此而言，并无退休前后之分。这就意味着，退休后若是胡言乱语，体制，这一如来佛的手掌心照样可以发威，这一点已经不是个案。

“体制”的第二个含义指“学术界”的“小”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职称和某某“学者”之类；为此需要有纵向重大课题、经费，在专业方向的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在什么出版社出版多少专著，获得什么奖项，等等。

退休之后，不在意职称、课题、奖项，不必沿着体制（梯子）攀爬。时间上的退休前后等同于空间上的体制内外。进而言之，不受专业之限，可以关注之前专业外，时空上的变化转化为视野的转换。原先被“学术体制”遮蔽或排除在外的领域。大千世界，由被遮蔽到解蔽。

退休前后=体制内外=遮蔽与解蔽。

以上说的是“变”，还有“不变”，路径依赖。那就是这样的关注往往都从退休者原有的学术背景出发，依然带有个人的学术视角。

就笔者而言，即以科技哲学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看待全球化，以及看待人类的未来，所谓“三大命运”。这就是笔者退休后，一方面是30多年学术之延续，另一方面是近年来视野之拓展。

视野的转换，遮蔽与解蔽，即关系到“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