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强博士在2014年提出“仨源说”[1]（初读王礼强博士《仨源论与仨源易经》有感）。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时时处处可见“仨源”的印记。

中国音乐学院的谢嘉辛教授是一位“奇人”（武夷山先生言），作为音乐专业的教授，对自然科学和社会如此关注且有深刻见解，实属难得。谢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了《反熵・生命意识・创造》，本世纪初，提出三种“权威”，暴力权威、资本权威和知识权威之间的“不可交换”[2]。三者的相互制约，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

笔者在2015年提出政府的权力、市场中的资本、社会中的公民，以及以这三者的关系梳理中国的改革开放[3]。

对于权力和资本是人类社会“仨源”中之二“源”，似乎已没有异议。关于权力的认识与实践已经相当充分。权力本身还可以“三权分立”，是否即低一层次的“仨源”，尚有不同观点。在当下态势，对于“仨源”中之权力，实际上不容置疑。

关于资本的认识与实践同样有大量成果。虽然不时有人表示对资本的痛恨之心，然而在理想社会到来之前，资本却是社会运行与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仨源”之一。资本可以区分为国资、外资、民资，看来并不像是构成资本中之“仨源”，尚有待探讨。

资本毫无疑问受到来自权力、知识与/或公民的制约。近日，两个“小平”貌似分别代表了“仨源”中的另外“二源”对资本的立场。

什么是人类社会“仨源”之三？

知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权力运行和把权力关进牢笼的知识，公司获取和应用资本的知识，以及关于人性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必须独立于权力、公司，以及所有的个人。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波普尔的“客观世界”，笔者提出的“非嵌入编码知识”[4]。然而，权力和资本可以随意践踏知识，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仅知识难以与权力和资本抗衡。

于是，拥有投票权——说到底是选择权，可以用脚投票——社会中的个人，显示出制约权力和资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必须掌握于人才能发挥其力量，一旦被隔绝就失去其价值，或成为空中楼阁；当代世界不乏此类情况，泰国的黄衫军与红衫军之争就是一例。人必须掌握知识才能采取理性和负责任的行动，否则易于滑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陷于情感的支配之中，甚至倒向权力和资本。前者是“死也要死在体制内”，后者是“宁可在宝马车上哭”。

于是，“仨源”之三，就是社会中掌握了知识的公民。公民中的中坚力量就是提供知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公知”。令人惊讶而又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公知，竟然成为贬义词。无论是公知创造的知识违背了客观与非嵌入，还是个人因情感等因素拒绝知识的启蒙；当代中国，正是知识与人的分离，造成“仨源”之三羸弱如斯，无力制约权力和资本，甚或投入权力与资本的怀抱。

抑或，人类社会“仨源”之三，本身也由较低层次的“仨源”构成，知识、个人，只是其中之二，有待揭示其中的第三者。

[1]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8%E6%BA%90%E8%AE%BA%E4%B8%8E%E4%BB%A8%E6%BA%90%E6%98%93%E7%BB%8F/16589498?fr=aladdin

[2] 谢嘉辛，http://musicology.cn/papers/papers_2893_2.html

[3] 吕乃基，政府、资本、社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 东南大学学报2015（4）

[4] 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人大复印资料B2，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