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一、

上世纪末，中国放弃了全面赶超，以自身的资源禀赋，走世界工厂的道路，十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反省的机会。

在世界工厂中，中国被锁定了落后，在由高技术推进的产业链上位于没有多少技术和知识含量的低价值环节，位于微笑曲线底端。

世界工厂中的工人也被锁定了“四低一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以及高劳工淘汰率。

世界工厂掩盖并锁定了中国的二元社会，掩盖并锁定了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状况。

与此同时，企业因用工成本的低廉而不思进取，不考虑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输出，更不投资技术创新；再者，满足于贴牌生产也就不会有品牌意识。因而缺乏动力沿微笑曲线向两侧高端攀升，而是安于现状，躺在价值链的低端。

不仅锁定落后，而且锁定了被支配的地位。发达国家在上游拥有知识产权，在商品端处于检查者的有利位置，制定苛刻的质监和安全标准，即使在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环节，既掌握技术标准，又占据道德的高位和话语权：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劳工标准，以及限制CO₂排放等。此外，还可以随时举起反倾销的大棒。在发达国家居高临下的支配下，中国及其企业在各个环节疲于奔命。

被支配还在于，在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依存双方的选择权不对等。拥有知识产权和全球品牌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是众多如中国、印度、南美各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选择攀附的“对象”。这种情况缩小到国内，是各省面对外资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广交会上，外商往往后悔所签下的单子，因为接下来可能遇到更划算的。

正如男女双方，一方声称非某某不嫁或不娶，而另一方却“普遍撒网，重点捕鱼”；那么双方的支配关系高下立判。

再者，为了世界工厂的运转和扩建，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和能源，耕地日益减少，变成了厂房、仓库、道路，甚至高尔夫球场。中国为全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打工，制造过程产生的污染却留在了中国，日渐干扰系统的正常运行，难以为继。

不仅如此，签约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投入的要素主要是知识和资金，流动性强，随时可以方便地撤离或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入的则是土地、厂房和设备。达到三通一平的土地，甚至打下了作为地基的钢管，还能随意移作他用吗？一旦风吹草动，外资轻而易举撤离，留下的是废弃的厂房和流水线，以及失业的员工。被锁定的要素转化为“牢不可破”的钢筋水泥，锁定的要素被固化、沉淀。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微笑曲线的两端，是劳心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微笑曲线谷底，是劳力者。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来，孟子的话，在21世纪依然有效。

二、

或许不能单纯地这样看，不能把“劳力”与“劳心”割裂开来。

其一，从过程上看，这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家正是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的过程中获得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同时解决巨大的就业难题，在经济上得以腾飞。

其二，“劳心者”似乎也为之付出代价。发达国家的蓝领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劳力者，在中国主要是农民工，于是裁员、延长工作时间和退休年龄，降低社会福利。按秦晖的说法是，高人权不敌低人权。引发罢工、失业、中产萎缩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从奥巴马的“制造业回流”，到特朗普的“美国再次强大”，都旨在把“劳力”的岗位挪回去，让本国蓝领来“劳力”。

有趣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出去，到东南亚和中亚、非洲，甚至美国办厂，譬如曹德旺，让这些地方的人“劳力”。

如此这般的角色转换，令人眼花缭乱。人们不禁要问：

当今世界，谁在“劳力”，谁在“劳心”？

一国之内，世界范围，如何配置“劳心”与“劳力”？

三、

将来而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谁劳力，谁劳心？

或许，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力与劳心的内涵外延都将发生深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