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所谓“当前席卷中国社会的争论”，笔者暂不确切描述其内涵与外延，相信都清楚其所指，乃至都或多或少参与其间。

近代以降，除了战争年代，中国社会从未有过如今日这般左右分野，范围上如此之大，程度上对立如此之深。

1949年后在大鸣大放中曾有对立，但双方的人数、影响和具有的“势”完全不成比例，一方在权力的淫威下迅速溃败。文革期间有对立，更像是一团乱麻，所谓“乱了敌人”。1978年后有过对立，表现为“歌德”还是“缺德”，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遗憾的是，在事态的演进中，争论的双方失去了彼此妥协的时机。1989年后，左右之间的钟摆明显左摆。南方讲话之后，双方不再纠缠意识形态争论，埋头于各自的致富之路。

然而，由于争论只是被搁置，并没有从深层得到阐明而走向一致，从而为在条件适宜时的再次发作埋下了伏笔。

时钟已指向21世纪10’年代，时代的变化为双方的争论和对峙加入了新的内容和影响因素。新的内容是加上了限定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全球化。

关于眼下争论的实质，大多认为是往日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实际上大多与此无关。

有人把这样的争论归结为“毛邓之争”，在某种程度上看是有道理的。由此着手，或许有助于揭示眼下争论的真相。此处把范围缩小一些，不论毛邓二人之是非功过，仅分析二者的差异。

一、

毛自己认为一生所做的两件事，把蒋赶下海，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两件事可以这样理解，其一，把蒋赶下海，旨在建立政权，由计划经济、合作化和公私合营取消市场经济和资本；其二，发起一次次运动，狠抓阶级斗争，以铲除来自社会与个人对新政权哪怕最细微的挑战。文革只是其中的一次，是对先前的运动都不满意而发起的最大规模，也是毛在世时的最后一次运动，其核心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

毛自己说的“两件事”，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彼此结合，环环相扣；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两件事同步施行，缺一不可。

计划经济在实践上已经失败，在理论上不可行的论证也已经足够充分。此处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要害不止于经济，还有更深的层面：计划人生，以及计划人心。

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功能都在计划之中，所计划的不仅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供给侧”，而且是“需求侧”。在需求侧，不仅是凭票供应，而且国民的所有需求，衣食住行饮食男女，以及人生道路也都在计划之中。

计划经济，必然，以及必须同时计划人生。人从生出来的第一天起就沐浴在组织的温暖之中，“光辉”照我心，组织上安排好了个人的一生，个人只是螺丝钉，可以由组织拧到这里或那里，统一规格，标准化，可替代。由此可见，计划经济所“计划”的何止是经济，而且是整个人生！正因为此，大学生和青年人的“自我设计”才会引起“组织上”的不满。

计划人生，必须进而“计划”人心，由此方能顺畅地计划人生，这就是毛发动一次次运动的原因，其极端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

其实道理很简单，要是让人人各行其是，安排自己的人生，心不往一处想，力不往一处使，又如何“计划”经济？

然而在计划经济的岁月，在组织的“温暖”之中，个人也就失去了自主行为的能力。没有怀疑，也不可怀疑，一切都是这么确定。那么创造力的基础呢？还有没有生命的力？不禁想起那只在温水中的青蛙。由于人的本性之使然，计划越是强大，被压抑在“灵魂深处”的人心往往就越是猥琐变态。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兹有一句名言：在怀疑和不确定中生活的能力，是创造力的基础。无独有偶，鲁迅也有类似的一番话：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察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在对人生与人心的计划中，个体也就失去了创造力，进而失去自己生命的力。

计划人生的另一个特点是，极少数最高决策层“计划”，全国99.99%以上的人实质上“被计划”，亿万人的心向着红太阳，芸芸众生的人格收敛到奇里斯玛。虽然人与人依然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尤其是经济收入。显然今日之贫富差距已经“当惊世界殊”，然而解决的药方不是回到计划经济年代。

有些人留恋往日，其一是留恋这种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其二，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力而留恋往日计划的“温暖”。

并不否定，即使在那样高度一致铁板一块的岁月，在个人的欲求与计划高度一致的领域，譬如两弹一星，可以有创新；即使在其他领域，也还有划破夜空的流星。然而从整体上看，在一次次的运动中，计划人心的结果必然是，削弱甚至根除创造力，削弱乃至根除生命的力。那“划破夜空的流星”，多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计划经济是经济，计划人生是政治，计划人心则是文化，三位一体，也就是通常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相互耦合。由于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违背经济规律，计划人生与计划人心则违背社会规律，违背人性，因而这样的“耦合”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不得不一次次搞“群众运动”，“7、8年再来一次”。在这样无休止的折腾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名存实亡，人生之路上山下乡，千万颗红心向着太阳。

此外，计划经济年代的一大特点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这可以理解。因为一旦打开国门，资本、商品、人员和思想就会蜂拥而至，经济、人生与人心的“计划”就将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化为泡影。

二、

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可以说就是在反其道而用之，唤回市场经济和资本，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人生与人性的“计划”，尽管这两点未必是发起者的初衷。

或许令人难以置信，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回归文革前17年对经济的“计划”，排除毛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干扰，其标志是《乔厂长上任记》；其时，在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还有颇多争论。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的泪水，痞子文学的解构，引进西方学术著作，类似于数百年前文艺复兴运动第一阶段的“大翻译运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辉煌的一页，被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其核心是启蒙，“人的解放”，破除对人生与人心的“计划”，也是为市场经济的到来做好准备。

刚走出文革的国人，痛定思痛，基于历史事实的教训和说理，步步推进。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思想解放运动在89年戛然而止。此时遥想当年，如同隔世。

第二阶段转向市场经济，资本重出江湖。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开放主要是引进思想，那么第二阶段主要是引进资本。然而在这一条由邓开拓的道路上存在以及发生了一系列问题。

其一，先看市场。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并非社会内在和自发的过程，可以说几乎就是一个人的一声令下，各方面的条件并不充分。西欧在走向市场经济前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历经3、4个世纪；中国虽非必然要经历这些阶段，实际上仅继承了工业的成果，并且中断了启蒙，关键是并没有确立基于个人本位的市场经济的规则，而限定词“社会主义”则为权力的话语权和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08年的救市到2015年的股灾，太多的事例显示权力的僭越与错位。

再看资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是如皮凯蒂所揭示的资本获得了更多利益，而且在权力的怂恿进而调动之下，整个社会过度资本化，一切都折合成资本，标价出售。重灾区是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直接关系到民生的领域，“新三座大山”。由于内需乏力，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拉动，这就给资本套利以更多机会与空间。

不仅是钱的多少，而且关系到个人的价值判断。国家层面的GDP主义，在社会和个人就是金钱至上，高校甚至以校友的身家几何为荣和排位，社会风气堕落。社会发展不能没有资本，不能任由资本。

权力方没有做好准备如何与资本相处。转向市场经济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有相当比例靠权钱交易，靠双轨制之间的穿梭往来。由权钱交易、权钱勾结到权钱合一，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固化。民生则边缘化。权钱合一换一种说法，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普罗大众，在那些本来受计划经济年代教育影响较深者，那些因思想解放戛然而止而不知所措处于懵懂状态时，一些有权力者和先知先觉者率先开始设计自己的人生。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既有靠勤劳、创新和敢冒风险者，也有以权谋私和假冒伪劣致富。后两种人在没有规则的市场中游刃有余。各色人等所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以及投入产出比不一样，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逐步积累、蔓延、加深和固化。

其二，计划经济需要同时计划人生，计划人心；在转向市场经济之时，需要破解的也不仅是经济层面，而且要破解多年来对人生和人心的“计划”。社会在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和契约关系之上的自组织，依法治国，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行；从而恢复社会生活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以提供个人创造力的土壤，以及培育和倡导个人的生命的力。

在开放的道路上，1992年后以招商引资取代80年代引进学术思想，然而在引进资本、项目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必然同时引进经济学理论和先进的管理思想，其中包含有科学精神、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在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科技到文化由下而上的推进中，在“杜拉拉”升职的阶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普适价值。

同时，市场经济生来与个人本位捆绑在一起。利益，最终追溯到个人。当然现代依然还有家庭企业，家族集团，但必须在血缘之上设置契约的牢笼。君不见，有多少家庭因利益而各奔东西，家族集团最终诉诸公堂。至于集体利益、公众利益，公共草地，如果没有相应的契约安排，必然被有权有势者窃取。

然而实际情况是，权力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依然保留了对人生与人性的计划与控制，近年来尤甚。一方面，“不得”、“不可”，乃至“绝不”的清单越来越大，越来越声色俱厉。经济领域的相对自由，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严格管控不协调。由上而下管控，再加上设置防火墙，收紧甚至切断国际上的横向交流，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由此限定随机涨落的范围，直接影响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创新和创业。

另一方面是强有力的目标导向。国家拥有几乎所有的资源，可以经由从资金、项目、职称、课题指南，政策及其无所不能的“解释权”等，由上而下精准给予，既不利于随机涨落，同时也为寻租大开方便之门。

市场的一大特点是自组织，科技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发散的。然而上述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是，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随机涨落和自组织能力，国家实际上也就失去由上而下的选择余地。

对于这样的现状，有些人不是走守法维权之路，以此推进改革，而是或以“屌丝”自居，或想方设法跻身于权力体系，“死也要死在体制内”，或投身于资本，“宁可在宝马车上哭”，甚至寄希望于回到毛时代，把当前问题的根源都算在坚持改革者的身上，把怨气都发泄到改革者头上。这样的心态不仅无济于事，而且造成社会和人心的分裂。

由上分析可知，毛与邓只是在市场和资本这一条线索上分道扬镳，而在权力对人生和人性的控制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正是“一脉相承”的一侧与“分道扬镳”的一侧，这两侧之间发生了上述种种不正常与不耦合的状况，既要扛毛的旗，又要走市场的路，这才是当下现状的根源。

根源的核心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未经改造而延伸至今。行文至此，当可以理解“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内涵。

其实，毛邓的区别或许更多的是在性格与气质上。毛是诗人，浪漫主义，浮想联翩，随时任性打破计划；是革命家，理想主义，以乌托邦改造现实，运动群众，乃至以群众运动制约、打倒官僚，打破自己构建的平台。

邓是实干家，实用主义，“猫论”，不是打破计划，而是没有计划，摸着石头过河；现实主义，重要的是小康，翻两番，相信官僚，平台必须坚守，这就是“四个坚持”。

三、

与80年代的争论相比较，当下的争论还有以下不同点。

其一，利益因素。80年代的争论主要在意识形态层面，集中在中西之争，争论的双方较少利益上的纠纷，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尚未从整体上分化出来。当下的争论在涉及意识形态的同时，一个重大变化是，争论的双方在财富的拥有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

毛时代的公平与平等，根本原因是吞噬了资本和消灭了市场；既然邓转向市场，重新引入资本，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乌托邦的公平与平等自然被打破，贫富差别显现，其中兼有不合理与在目前阶段合理的部分。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虽然存在例外，在财富多寡与立场左右之间存在某种高度相关性。一旦关系到利益，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就会坚定几分，不理会事实，听不进逻辑。

利益相关的争论，仅在观念层面争论，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加深矛盾与对立，一旦在利益层面得到缓解甚至化解，在观念上的说理可以事半功倍，对立往往迎刃而解。

其二，非理性。既然当下的分歧主要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因而理性在争论中的作用下降，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上升。理性在相当程度上甚至被情感所淹没。

争论中的非理性在当前具有普遍性，涉及到所谓“后事实”世界与“后真相（post truth）时代”。在价值判断的主导下，传播者选择性传播，受众选择性接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事实以价值观站队。即使某种事实真的占了上风，那也一定是对手精心制造阴谋的结果。

    “阴谋论”的标签具有奇特的效果。只要不达目的，不合我心，就是阴谋。一旦归结为“阴谋”，对方的任何论据都被打包到“阴谋”的口袋里而无须辩驳，己方也可以在阴谋论的迷魂药中安然入睡。

在世界各国中，或许中国人最多愁善感，君不见，外交部发言人的常用语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人的理性与情感之和或许处于某种守恒状态，感情丰富，往往理性退避三舍，反之亦然。情感的对立致使理性的对话收效甚微。

其三，准宗教情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对立双方在情感上再进一步集中到毛的身上，或憎或爱，爱憎分明。这是有人把当下的争论归结为“毛邓之争”的另一个理由。争论的一方在崇敬、感恩、怀念、敬仰等心情下已经上升到某种宗教情怀，容不得对所信仰之人之事有半点质疑，质疑，就是不敬，就是大逆不道。而另一方本来握有事实和逻辑的优势，不幸的是或多或少也被卷入于情感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双方都或多或少陷入这样一种状况，互相指责甚至谩骂，以期在感情上伤害对方，图一时之快，不利于解决纷争。

记得李泽厚曾在80年代说过这样一句话，无论是否愿意，毛的巨大身影，将影响中国100年。短了。看看秦始皇吧，两千年过去了，依然阴魂不散。

此外，争论的环境不同。上世纪80年代的争论，当时中国弱小，发达国家对中国相对宽容，或者说还没把中国当回事。今非昔比，而今中国已强大如斯，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特朗普当选貌似倒退，也是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面对陷入无谓争论的国人，留下的窗口期有限，时不待我。

吊诡的是，在这样紧迫的时局下，不时还有节外生枝，不是找出问题的症结，以化解对立，一致向前，反而火上加油，煽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把本已偏离正途的争论，进一步推向极端。

四、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争论的双方实际上找错了争论的对象，或者说，争论的双方，其实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设想一下双方竭尽全力驳倒对方的场景。

先看站在毛的一方。要是这一方驳倒了另一方，然后一起手挽手，高歌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取消市场和资本，一切凭票供应，人人平等。想想是否愿意，实际上是否可能？答案自明。

既然如此，可见，问题并非是由另一方所造成，把矛头对准另一方有何意义？问题在于，权力没有厘清其与资本的关系，没有在社会与资本二者之间摆准自己的位置，权钱勾结，甚至权钱合一，形成利益集团，且意在代代相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再看站在邓的一方的情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方无论如何也驳不倒对方。前文已经说明，利益的问题，由利益的途径解决，正如那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情感因素期待在历史的长河中淡化。对于一个失恋者，时间是最好的医生，虽然或许要等待千年。至于宗教情怀，更不属于说理的范畴。何况背后还有各种因素不时的挑逗，煽风点火。

社会发展，人的解放，无关中西，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怎么可能离得开市场和资本？国可以一天或更长时间无君，却不可一天无市。世界各国，无论中西，概莫能外，在全球化的今日更是如此。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上，回到毛时代已绝无可能。

然而，继续沿着邓的路径，也难以继续前行。

摆在国人面前的唯一道路是——厘清权力、资本与社会三者的关系。

资本与社会共同把权力关进牢笼，让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的自组织；

资本也要关进牢笼，把资本关进牢笼的是权力与社会；

社会自律坚守底线，自信自强维权，这是把权力与资本关进牢笼的基础，更是是一切发展的源泉和最终目的。

在利益介入，情感主导，乃至宗教情怀的渗入中，在狭隘爱国主义的鼓动下，与其争论，不如启蒙。

历史的车轮必然沿着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规律碾压一切绊脚石。历史终将澄明毛与邓的是非功过，浊水终将澄清，但不是现在。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已经走出目前的僵局，发展的成果将说明一切，争斗已经化解。

     最终，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权力，也不是资本，而是包括争论双方在内的所有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