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二、全球化与WTO

全球化可以认为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力要素的价格在全世界“摊平”的过程，也就是“熵增”。彼此间难以通约的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共同遵守WTO的三大基本原则，在其他领域纷争不断之时，知识之树在国际贸易领域率先进入树干的阶段。全球产业链让世界由恐怖下的和平到相互依存的和平，其中最主要的是进化与退化的相互依存。

1.全球化与熵增

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自地理大发现时已经开始。迄今为止，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包括市场、要素和生产经营全球化。上世纪8、90年代之交苏东剧变，1992年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原社会主义阵营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汇入世界潮流，主要表现在参与全球市场。

全球化是生产力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资本主义兴起之初，资本匮乏，因圈地运动和贩奴等因素劳动力丰富。物以稀为贵。因而资本昂贵，而劳动力则“绝对”贫困，缺乏与资本博弈的能力，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博弈关系，再加上权力对资本的监管所决定了的。自然资源的情况亦然。一开始随意掠夺和污染，较之当下中国毫不逊色。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丰富，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加之自然界的报复，政府加强对资本的监管，资本的获利空间缩小，就会在世界范围——以强权撬开国门，现在是国际贸易——流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廉价之地，流向对资本没有及较少监管之处，从而把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的工业化推向全世界。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如在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发生的历程一样，逐步推高所到之处劳动力和自然资本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从发达国家输出而在输出国变得稀缺昂贵，劳动力价格下降，延长工作时间和年龄、裁员，以及减少社会福利等，这也是发达国家工薪阶层反对全球化的原因。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低福利所均衡，综合起来看，也就是在知识之树上的枝叶被相对的低端甚至根须所均衡。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或许含有这一考量。生产力要素的价格在全球的摊平，就是上文提及的熵增。不仅是价格的摊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体制。个人向国家让渡权利，国家向欧盟、欧元区、IMF等国际组织让渡权力。最近发生的难民潮也可以认为是特殊意义的摊平，生存权压倒主权、发展权和宗教意识形态。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熵增，“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理论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地球是平的》，可以认为是“摊平”最形象的表述。

2. WTO与熵减

随着越来越多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加入全球化行列，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国际贸易的机构，规范国际贸易的规则，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1995年WTO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世界范围的体现。这一规律就是不断在空间上扩大经济活动交换的范围，而且以一种共同的机制即市场经济机制来确定这种联系”[1]。WTO与其他相关的世界经济组织一起,尽力排除来自任何成员国来自历史、传统与特殊国情的障碍，共同促使生产要素按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重组，促进在国际贸易中所有商品流动的通畅和平权。WTO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得益于其三大基本原则,即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

非歧视原则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和成员国内部实行国民待遇。由此即可联想到科学中的默顿规范中的“普遍性规范”，普遍性规范要求扫除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干扰,让科学自主发展；非歧视原则也要求扫除由成员国之间的亲疏好恶带来的歧视和壁垒,一视同仁，让经济有一个自主发展的空间。

市场立场开放原则主要包括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和确保透明度。可以有关税，但只能有关税，其他如配额、进口许可等非关税措施关税化。WTO要求成员及时公开与其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以增加市场透明度,提高可预见性,促进公平贸易和竞争。透明度体现了默顿规范中的“诚实性规范”，同时也是技术理性的要求，保证国际贸易得以可控、低成本、高效率地推进。

公平竞争原则不允许以倾销和补贴的方式销售商品,以保证程序公平，可以视为移植了默顿科学规范中的“竞争性规范”，后者要求在个人、学派间公平竞争,不受偏见、权势影响。

总之，WTO通过各种制度来消除形形色色的价格扭曲,也就是要扫除种种干扰,让经济规律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由此体现出的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正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WTO为全球贸易所设定规则的保驾护航下，全球化呈现出另类“摊平”的特点。WTO推进趋同和均衡化，看似造成全球熵增；然而从知识之树的角度看，WTO的影响实质上是熵减。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具有不同资源禀赋、迥异的发展路径、千差万别的社会制度，以及各有引以为自豪的传统文化和坚守的价值观念，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各行其是，彼此间难以通约和交流，相当于知识之树的根须，是一种原始的混乱。三大基本原则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其核心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科学精神，为国际贸易确立底线，为经济规律在全世界发挥作用扫除障碍。国际贸易是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基本最底层的活动，WTO就是为最底层的活动确立底线。在国际贸易这一领域，知识之树在杂乱无章的根须之上率先长出了树干，由混乱走向有序，同时也就为人类较高层次的其他活动及其规则奠定了基础。

摊平，在全球化中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本的价格趋于均衡，发达国家的高人权高福利被发展中国家的低人权低福利均衡，是熵增。摊平，当从传统走来各自强调特色的国家一一接受WTO的三大基本原则[①]，国际贸易拥有了共同的底线，从原始的混乱走向有序，是熵减。

3. 功能耦合——从恐怖下的和平到相互依存的和平

二战之后的主要世界格局是冷战，核冬天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世界各国的头上，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恐怖下的和平。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全球化浪潮，在国际贸易中互通有无，彼此间就发展出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功能耦合，进而发展成全球产业链。差异是耦合之源。全球产业链将众多国家依据自身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分为三类国家：金融帝国美国；制造业大国中国、德国、日本等国，生产零部件的国家；第三类是资源型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国家等国；或兼而有之。各类国家各尽所能，输出与输入相互耦合，整合为庞大复杂而又得以运转的机器。正是在这样的功能耦合中，恐怖下的和平让位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和平[2]。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内容是进化与退化的相互依存。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共存于当代世界是功能耦合的必要前提。如果世界上全都是彼此雷同的发达国家，微笑曲线中价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谁来承担？反之亦然。一方面，美国的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业和超前消费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注定在全球产业链上成为世界工厂，乃至其中的一个车间。资本主义的美国，靠中国的廉价商品拉低通胀，购买美国国债拉长金融产业链，似乎看不出有“亡我之心”；社会主义的中国，靠美国市场需求，在融入全球化后的十余年，特别是加入WTO的短短数年中，GDP迅速攀升，同时也安置了大量就业人口，指责敌对势力的调门也低了几度。然而，身陷微笑曲线谷底的中国实际上体验着“苦恼曲线”（吴敬琏），消耗自己乃至世界的资源，使用廉价劳动力，把污染留在中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在世界范围寻找耦合对象，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非他莫属，这就是全球化中的选择权[3]，还有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等。这样一种各方自愿的不平等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耗散结构理论中的“进化以退化为代价”。在超循环理论看来，退化的一方，同样也在对进化的依存关系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虽然如此，世界毕竟处于分岔图的两个相邻分岔点之间，确定，稳定，以及——和平。

跨国公司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在广度上拓展之时于深度上的推进，出现了超越国家，可以与主权国家平起平坐的庞然大物，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摊平；另一方面显示，在功能耦合方面，跨国公司可以比有主权束缚或拖累的主权国家做得更好，可以在全球范围，独自经营由原材料经加工制造一直到商品销售，兼及物流运输和金融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做到全球采购，全球化经营，以及全环节覆盖，把所有相关的功能整合在一家或数家公司的旗下。跨国公司增添了全球产业链稳定的砝码。

由各国之间的功能耦合及跨国公司所建构起来相对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就是分岔图中两个相邻分岔点之间的必然和确定的阶段。

4.金融危机

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十余年或更长时间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因次贷危机等功能耦合缺陷的积累而在一夜之间瓦解。普里戈金分岔图上延续十几年或更长时期的必然性阶段走到了头。各国原本耦合于其中的生产力要素，资本、拥有产权的知识、制造能力、劳动力，以及资源等等被释放出来，在茫然之中摸索，寻找新的耦合对象。曾经的全球产业链已经瓦解，新的全球产业链尚未成型。此刻，位于偶然性主导的分岔点附近，充满不确定性。更为严重的是，各国之间由自身的资源禀赋相互合作，转向各自填补比较优势中的弱项，展开全方位竞争，或争夺资源与市场，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从相互依存的和平，到彼此拆台、秀肌肉，视他国为竞争对手甚至敌对方，这就是当前国际形势趋紧的原因。

各国竞相对目前的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指望在未来的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制定规则，充当链主。美国先以量入为出、加强金融监管和量化宽松应对金融危机，继而是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全球产业链瓦解后，美国一觉醒来发现或认为，原来中国才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以太平洋再平衡和战略西进围堵中国。中国则以4万亿救市，经济迅即反弹，随即二次探底陷入低迷，提出内需拉动（包括城镇化），短期未能奏效，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试图开拓新的外需，同时也是战略西进避实就虚。而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文莱等四国在2005年扇动的翅膀，在2015年酿成风暴。TPP达成一致，意味着美国在为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制定规则上迈出了一大步。分岔点的窗口期时长有限，留给世界各国博弈和试探的时间无多。国际贸易的规则之争早已超越单纯的市场，将可能左右未来数十年的世界格局。

分岔点是世界的多事之秋。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影响世界数十载。

三、TPP

在上述背景下，TPP的特征便凸显出来，那就是WTO的扩展和提升。

1.   TPP是WTO的扩展

WTO条款可以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保留各种例外，FTA(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是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定，各自留有余地，对于其他国家也不具备普遍性。TPP则无例外，覆盖贸易的全部范围，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及投资，从传统、单一、狭义的贸易协定拓展成为现代、广义、综合的贸易协定。成员国90%的货物关税立刻免除，所有产品关税将在12年内免除。TPP的主要意义在于消除非关税壁垒，代表了更开放的贸易投资规则。除列入负面表列清单之项目外，缔约方之市场完全开放外人投资，这对于过去服务业投资多以正面表列开放方式是一大突破，大大增加会员国进入彼此服务业市场的机会。由此可见，TPP将WTO所倡导的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科学精神扩展并推进到服务贸易领域，从而使国际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进一步由根须阶段不可通约的混乱走向有序。最新的进展是，成员国承诺，不对彼此发动货币战争，同时将披露任何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

协议采取开放的态度，欢迎任何APEC成员参与，非APEC成员也可以参与。

“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ISDS）是“摊平”的重要一环，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在WTO模式下，外国投资方必须遵守所在国国家法律法规。一旦发生利益纠纷，所在国拥有司法裁判权。如果投资方不服还可以上诉到世贸组织。但投资方必须通过其所属国才能上诉到世贸组织，因为只有主权国家才有权提出诉讼，也只有世贸组织成员国才拥有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的最终控制权，包括选择仲裁机构的权利。

在TPP模式下，跨国公司作为投资者与主权国家同样有权向一国政府提出诉讼。从而把“资本权力凌驾国家权力之上”，将提出诉讼和仲裁的权利从主权国家手中“夺走”，或者是缔约国“把经贸司法仲裁权拱手相送给跨国公司集团”和某些类似“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国际”机构手中，跨国投资公司将成为所有TPP缔约国的“太上皇”。“如果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届时我们国家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项立法、每一项规定……如果没有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的认可，就将面临遭到其在国外提出诉讼的可能性”[4]。

一方面，这样的制度安排给予资本以超越国家主权的地位，剥夺主权国家为均衡本国资本与社会的关系等考量而做出的适应国情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到在知识之树的丛林中，既有百年参天大树，也有出土不久的幼苗，这一点不可接受；然而另一方面，ISDS坚持要求不可给国企任何优惠，给予所有经济主体平权的地位。可见，ISDS所引发的“摊平”，同样是由不可通约的传统，走向知识之树的树干，走向有序。

国有企业的模式扭曲公平竞争的环境，“竞争中立”，则希望竞争不受外来因素干扰。面对ISDS，感到威胁的无非是政府保护伞下的国企央企。中国的国企规模庞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2013年国企总资产104.1万亿，相当于GDP的近两倍。而美国的国企规模很小，生产总值仅占美国GDP的5%，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即中央企业）仅有20多家规模较小的公司，而我国的中央企业多达112家，而且都是巨无霸。这样的“巨无霸”，究竟是可以介入全球竞争的参天大树，抑或只是权力庇护下的幼苗？

在WTO继续扩展之时，TPP还特意设置了边界，以示内外有别。成员国90%的货物关税立刻免除，所有产品关税将在12年内免除，对此还有一项条件：原产地规则，也就是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必须大部分（如65%）是来自成员国的区域内，这就大大降低非会员进入TPP区域市场的机会，断了中国廉价商品之路。虽然也设计了“供应短缺清单”，以解决区域内例如纺织产业供应链短期无法满足需求的问题，但长期而言，以健全区域产业供应链为目标。TPP给予成员国更大优惠，为非成员国设置更多障碍。然而，这样的“障碍”，同时也就为在知识之树上尚处于混乱的根须阶段的国家，指明走向有序的通衢大道。

2.   TPP是WTO的提升

TPP不仅是WTO的扩展，而且WTO的提升，TPP是西方国家对于“自由贸易”的全新注解，贸易不再是最终产品，贸易和投资已成为生产过程的重要一环；同时，贸易政策必须支持可持续发展，即必须注重环境、公共健康和消费者安全政策。奥巴马11月5日致信国会，称TPP协定包含历史上最严格的劳工标准，同时也包含最严格的环境要求

其一，由相关国家的边界深入到一国的内部，由经济层面深入到体制层面。TPP谈判并不仅仅是经济谈判，而且包含了许多非经济元素。TPP成员不仅要受到贸易机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生态环境、商业模式和公众评判等制约。WTO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不够;由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 必然要涉及金融、法律服务、教育、电信、快递、电子商务和数据等领域,追求更高层次的自由，如允许投资资金自由转移,接受负面清单义务,开放程度远高于WTO框架下的GATS。由WTO到TPP，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在提升，知识之树的主干更高地伸向空中。一旦由边界到国内，由经济到体制；成员国之间必然建立起更高更深的互信，而非成员国则被边缘化。2009年11月，美国正式加入谈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去掉了“战略经济”四个字，意味深长。

其二，全球化过程中之所以发生熵增，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低福利所均衡，是由于WTO规则只在边界，只限于商品的价格，并未覆盖劳工标准等高端层次，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劳工权益保护成本较低。中国的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的市场经济比美国都自由，我们都没有工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等参加的2011年9国所达成的协议纲要文件中，原先文莱等最初4国的文本中的“环境合作协议”和“劳工合作备忘录”两个补充协议纳入正文，分别被称为“绿色壁垒”和“蓝色壁垒”。

奥巴马表示，“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将制定规则…我们不希望中国利用其规模来强迫该地区的其他国家。”TPP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是“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为高福利和环境标准的国家，坚持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高端——而不是平均值（熵增）甚至低端——作为未来国际贸易的平台。

“壁垒”一词，意味着高墙、排除、鸿沟，损害了在12国以外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形形色色的阴谋。然而，实际上损害的只是这些国家局部和眼前的利益。“绿色”指环保，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环境产品和服务等规定。在中国，这些年不顾环境和生态的高速发展所造成的污染难道还少吗？其后果还波及邻国乃至世界。

“蓝色”对应于蓝领。压低甚至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作为博弈方的权利，其结果是，在经济层面，资本没有两个“壁垒”的制约，轻而易举获得高额利润，自然不思进取，既不创新，也不创建品牌；从根本上说，违背人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这一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在绿色和蓝色壁垒之外，TPP实际上还设置了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知识壁垒，排除形形色色的“山寨”。不止不行。在“壁垒”的制约下，迫使未来的发展摒弃掠夺自然、劳工以及抄袭，走上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道路。

由此可见，TPP提出的不止是贸易问题，而是价值观、理念和经济秩序的问题[5]。一句话，TPP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设置“壁垒”，是不允许知识之树的高端被低端均衡，不允许高标准被低标准拉齐，不允许熵增，在高标准的引领下组织新的功能耦合，构建新的全球产业链，从而把人类社会导向更加有序——熵减——的发展阶段。

1994年，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由WTO到TPP，由底线到高标准，科学精神到人文精神。作为组织机构的实体，WTO或将被取代，然而WTO所主张的科学精神永在，并将作为基础和底线融入TPP中。

由WTO到TPP，意味着在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之树树干的扩展和提升。

四、TPP与中国

关于TPP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也有同样多相应的化解措施。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大多始于现象，止于利益，或者被“阴谋论”遮住了双眼。

1.   认清潮流，打牢基础，以开放促改革

早在4年前就有研究[6]指出，TPP的规则与中国确定的改革取向高度一致，为中国提供了又一次“以开放促改革”的难得机遇。中国应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态度积极、步骤稳妥地面对TPP谈判，一如当年面对WTO。中国可以借助TPP，调整国内贸易规则，深化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的改革，逐渐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过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到底，重要的不是是否加入TPP，而是是否推进自由市场方向的改革（朱海就，文献7）。

向高标准攀登，需要打好自身的基础。利用国内巨大市场，扩大内需。美国出口对GDP的贡献仅占GDP总量的13%，而内需的贡献则达到70%。一方面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另一方面摆脱国际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7]。更重要的是，扩大内需不仅旨在经济，而且在市场经济的规则和透明等方面倒逼改革。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有创新方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创新的主体是人，因而人是最重要的要素。一切制度安排都在于给以个人及其创新以更大的自由。

对外开放继续贯彻既定总体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不要乱了自己的方寸；亚投行，兼容并蓄，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2.   阴谋还是阳谋？

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味把TPP归结为阴谋反映一种冷战的心态。美国既办不到，因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早已经成为TPP12国中的内部因素[8]，TPP扩容的过程也未必刻意排除中国[9]。说到底，即使真是“阴谋”，在其背后为之站台的是事实和规律，是知识之树的主干，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又是否能够拒敌于国门之外？问题不在于阴谋还是阳谋，在于“谋”背后的规律与必然性。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也未必事事在理，没有自己的算盘，关键是没有充分考虑，甚至干脆无视当今世界由形形色色具有不同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也就是具有不同语境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同处于一个世界，彼此间以种种方式相互耦合。高标准就可以一刀切？分形、蓝牙、社群，依然有其边界，即使同一器官中的细胞，依然内外有别，有各自的细胞壁。这是一个多样性共存的世界。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给拉美、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历历在目。

在这次TPP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希望互联网数据自由传输或跨境流动不应受到限制（见文献9），希望通过TPP将因特网数据自由传输议题构建为国际规范，因得不到其他谈判者的认同而暂未列入最后文本。此外，如所知，知识产权的作用也有两面性。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Myriad公司的BRCA BRCA（乳腺癌）基因不具备专利后，美国掀起了研究创新热潮，使得研究能以更低廉的成本进行测试。

中国并不缺乏应对 TPP的手段，譬如加强与各个TPP国家签署类似自贸协定，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多签自贸协定，形成以中国为轮轴，多个签约国为辐条的轮轴-辐条自贸网络。2014年11月，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张少刚曾表示，自贸区数量多意味着规则多，碎片化程度高，最终导致“意大利面碗”效应，同一企业在与不同经济体进行贸易往来时，花在适应规则、破除制度障碍上的成本远高于贸易合作本身，并号召制定“亚太交规”。因而，多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可解一时之急，远非长久之计。

其实，轮轴-辐条与TPP不是对立的关系。轮轴-辐条自贸网络不能取代TPP，更不是“扛着小锄挖墙脚”[10]，而应理解为在继续长高的知识之树的主干上发育的枝叶，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不能违背普遍性。枝叶只能长在主干之上，枝繁方可叶茂。如果想以轮轴-辐条自贸网络与TPP抗衡，非但无济于事，还会延误自身的发展。

反之，若是没有枝叶，没有枝叶的光合作用，没有国际贸易层出不穷形形色色新案例的滋润，作为主干的TPP也不能存活，更不能发展。没有枝叶，主干最终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虽然根据TPP规则，协定签署两年内至少有6个国家批准TPP，且批准国GDP合计占所有成员国GDP总量的85%，协议才能生效。美国GDP占到该协定成员国GDP总量的约60%，因此若美国退出，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批准，TPP也无法生效。日本与新加坡仍将为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共同努力，日本国会已经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是螳臂挡车，还是“阴谋论”？无论是出于遏制中国，还是谋求自身的发展，至少显示了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不满，在现有规则之外，在市场开放、劳工待遇、生态、知识产权和反垄断等方面抢占高地，树立标杆。反过来据此倒逼多哈回合谈判向TPP看齐。TPP将成为多哈回合谈判难产乃至失败后的备胎，世贸组织被架空的命运无从扭转[11]。中国不能盲目乐观。

更重要的是，TPP即使搁浅甚至废除，但撇开其中资本君临天下的条款，指向未来的精神长存。中国将参与今后规则的制定，从而在知识之树的主干中融入了自己的一份——既铭刻着数千年文明的传承，又带着21世纪的气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岔点的窗口期留给中国的时间无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看清世界潮流，把握时机，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选择。

[1]张幼文：关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几个理论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1997.3

[2]鲁品越，产业结构变迁与世界秩序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3]吕乃基，金融危机之‘危’与‘机’－基于全球产业链与功能耦合的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09,2

[4]郑若麟法国来信：讨论TPP别瞄错靶心 要害在司法主权原创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4MjA4MA==&mid=400084258&idx=2&sn=e04021f1fbe49970a40d5d7882b09e52&scene=23&srcid=1018us9EZ5kzxg1nDyedYmRh#rd 观察者网

[5]朱海就，比TPP更TPP

[6]【舒立观察】以对WTO的态度对TPP_观点频道_财新网2011年11月18日

[7]伊力凡·马合木提，TPP规则演进与中国的应对以及FTAAP的建立

[8]TPP不可能成为“经济冷战”|中国|经济|冷战_新浪新闻

[9]陈波:中国错失了加入TPP的先机

[10]TPP来了,中国很危险?-经济频道

[11]游戏中的世界贸易变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980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