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目前，“知识就是权力”已经为学术界所认可，并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学术界已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把知识作为一个整体，如笼统地认为，“知识与权力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由于知识还可区分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等，不同类型的知识会拥有各异的权力，或与权力间形成不同的关系，因而有必要对知识作进一步分析，以推进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规范在实际中的应用。

如所知，根据波拉尼的有关研究，人类的知识可以区分为编码知识和意会（隐性，默会）知识。编码知识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嵌入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牛顿定律、进化论、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科学知识；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启蒙运动理念等，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可以在最大多数人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嵌入编码知识则是知识嵌入于特定的人群和语境之中。

权力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权。大致包括以下方面：权力的作用者和承受者、权力的范围和条件、权力本身受到的制约，以及权力的合法性等。

笔者先分别讨论不同类型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然后再把这些分别的讨论联系起来，重点分析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传统社会的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之争，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权力之争，以及非嵌入编码知识之权力的性质，最后简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知识之权力的影响。

一、嵌入编码知识与权力

嵌入编码知识可分为三类，其一属于特定的人群，小到夫妻、朋友和社群等，大到国家、民族，这样的知识在内容上与主体不可分割，在群内交流共享；其二属于特定的场合或语境，大到国家的法律，小到企业、实验室、办公室的制度等。“入乡随俗”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两类嵌入编码知识有一个共同点，人群也好，语境也罢，都有特定的存在时段。人群发生变化，嵌入编码知识自然也发生变迁、消亡，或重铸；语境变化的影响，时过境迁，看看这些年中国语言的变化便一目了然，一些话语消失了，或者被列入“敏感词”，一些话语又被创造出来。

其三是专门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如医学、基本粒子物理等，知识虽在内容上可以与主体和语境分离，但由于知识本身的专门和艰深，进入门槛高，需要各种相关知识的配套，如医学涉及到生物学、细胞学、化学和物理学等，以及各种仪器设备，因而也具有嵌入性。嵌入的编码知识只能在所“嵌入”的范围内交流与共享。

鉴于知识“嵌入”的情况复杂且多变，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也各有千秋。

在前传统社会的部落，成员具有共同的起源，具有或多或少血缘关系，个人淹没于部落之中。因生产力低下，生存压力大。面对自然界对人的威胁，以及其他部落的威胁，各个部落只能以特殊的图腾等嵌入编码知识凝聚起来，方能抵御外来的威胁。至于狩猎采集，以及彼此间的合作等在部落中传授的嵌入编码知识和客观的意会知识，更是生存所必不可少，求之不得。在原始社会，对个人的惩罚不是处死，而是驱逐出部落，而一旦离开部落的托庇，个人就陷入生存机会渺茫的境地。刚经历人猿相揖别的人类祖先，一方面继承了动物血缘关系的本能，另一方面首先要满足生存需求，因而部落中的个人并不感到权力的压力，相反主动维护之。因而，前传统社会的嵌入编码知识没有权力，因为“权力”没有特定的主体和承受者，部落全体成员既是主体，又是承受者。

在而后的发展中，其一，随着社会化程度升高，动物本能退却，共同起源在嵌入编码知识中的权重，在空间上一步步退至越来越小的家庭，强度也越来越弱；其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存压力减弱，对群体的依赖下降；其三，客观意会知识逐渐编码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共享；于是，前传统社会的嵌入编码知识消退。

与此同时，前传统社会的权力发生异化，一部分人如祭师和首领获得对部落中其他成员的权力，随后出现了专为传统社会中的权力辩护的嵌入编码知识，譬如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知识本身不具有权力，需要投靠社会中的权力。权力与知识之间形成同盟关系，知识为权力辩护，权力确保钦定的嵌入编码知识以唯一正确的地位，不容其他嵌入编码知识干扰，譬如独尊儒教，废黜百家，特别是排除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挑战。

传统社会嵌入编码知识由以下途径为传统社会的权力辩护，其一，强调共同的起源，如“龙的传人”，强调血缘关系，如“黄皮肤黑头发”，以及“中国心”，以此说明如同一个“大家庭”一般；其二，强调外部威胁，如“安不忘危”，“亡我之心不死”；其三，强调“特色”。嵌入编码知识较少经理性的质疑，质疑者被斥之为“心不诚”；缺乏经验基础，依靠圣人云或神迹。正是这种各具“特色”的根源系统使得作为传统权力基础的知识体系具有不可化归的独特性。

    权力将这样的意识形态树为正统。在知识所嵌入的范围内，接受者得以存在与获利，拒绝者将失去机会甚至出局。这里“出局”的含义不是前传统社会的驱逐出部落，而是留在嵌入的范围内，从边缘化、囚禁，到肉体上消失。这不是嵌入编码知识本身的权力，而是存在于这一范围的社会中的权力所使然。嵌入编码知识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权力则强化并灌输推行嵌入编码知识。因而传统权力的范围与知识嵌入的范围一致。一旦权力越出相应嵌入编码知识的范围而进入其他嵌入编码知识的领域，战争便不可避免。嵌入编码知识如果越出所“嵌入”的边界，必然会受到其他嵌入编码知识的抵制或被其同化。

    在相近的意义上亨廷顿论述道：“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冲突的根源来自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1]。

    至于企业、实验室、办公室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制度等，这样的嵌入编码知识虽然往往需要借助某种权力而得以推行，但其本意旨在维持某种利益共同体的运行，在遵循人类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加上特殊的约定，以及经由相关人员的认可，个人以接受特定的嵌入编码知识和相应的权力作为成本，以对组织的贡献获取自己的利益。因而实际上权力的作用者和承受者同为共同体的成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组织处于与社会中的其他组织的竞争之中，其成员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在各个组织之间跳槽，自由流动。竞争，以及不确定和可以穿越的边界大大削弱了组织的权力。

    由上分析可知，唯有传统社会形成了嵌入编码知识与权力的联盟。

    医学等知识与权力的特殊关系在下文涉及非嵌入编码知识时一并讨论。

[1]亨廷顿：文明的传统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88、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