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也称“思想库”，或称咨询公司、顾问公司等，主要是指由各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研究咨询机构，这样的机构主要是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等各方面问题时出谋划策，以提供最佳理论、策略和方案。智库在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决策和企业战略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中，智库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西方媒体的舆论认为，智库实际上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

中国智库能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的思想、主张和声音。中国智库能对实现“中国梦”做出巨大贡献。具体而言，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一种新型智库，它不同于主要靠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力的传统智库，而是由中国社会的私人建立，所以发表什么意见完全自主。这是好事，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经济政策制定、社会政策咨询和外交政策参与等方面，中国智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多年来，中国智库事业发展迅速，业已成为各级党和政府决策智力支持的重要来源。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改革发展稳定的难题还有很多需要破解，应对全球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各种难题前所未有，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决策支撑体系显得更加迫切。

智库是一国之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她的建设与“赶超”要远比GDP的硬实力更难。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硬实力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经济总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公路桥梁建设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甚至已超过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城市市政建设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很多方面已超过发达国家，令一些外国游客刮目相看。但是，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它包括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建设。美国（纽约）有一个华尔街，那是硬实力的表现。中国没用几年就很快建立了北京金融街；在这些“硬碰硬”的“赶超”中，中国的表现非常出色。美国（华盛顿特区）还有世界著名的智库一条街——“K街”，它是美国软实力的标志，那里集中和吸引了全美最著名的思想库，对美国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巨大，人们戏称，不了解“K街”，就不了解美国政治的本质，为此，“K街”已成为除了行政、立法、司法和媒体之外的“第五权力中心”。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K街”毗邻国会山和白宫，相隔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意味着智库与决策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遥相呼应。相对于与天安门近在咫尺的黄金地段的金融街来说，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赶超”，就远没有硬实力那么容易，因为它的“产出”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不是那么“物质化”。打造“中国版的K街”，不是简单地指繁华的地块和高楼大厦，也不是指人海战术，而是指长期的有形投入，是指全民认知、社会共识、国民文化，是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她的构建与打造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创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属于典型的制度创新，它的诞生和成长甚至比任何尖端的技术创新都难。创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标志着“智库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虽然中国“智库业”发展起步晚于欧美，又落后于拉美，但我们既可吸取欧美的经验，又可借鉴拉美的教训。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加强智库专业化建设，充分运用构建智库市场化运行机制的优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网络体系建设。

中国的咨询研究智库系统已初具规模，从来源和隶属的关系上看，主要可分为六类：隶属教育系统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属于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序列的社会科学院；属于各级政府干部培训系统的党校与行政管理学院；隶属于各级政府序列的“发展研究中心”；属于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最后是为数不多的民间研究机构。一般而言，从功能和作用上看，国外的智库可分为政策建议型、政党代言型、政府代理型、学术研究型、游说行动型等五类。上述中国六类智库基本涵盖了这五个类型。

但是，从总体看，中国的智库在隶属管理体制、财务筹资机制、单位用人制度、研究激励机制、职级科层结构、成果表达与评价机制、会计与税收制度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远不适应党中央对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因此，从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高度来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在中国还不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属于一个新生事物，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形成的软实力还存在很大差距，难以与发达国家的智库系统媲美。

就当前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而言，我们亟需破解如下三个难题：第一，如何鼓励打通“政、商、学、研”四个部门之间的封闭状态，建立真正的“旋转门”机制。“旋转门”机制和环境是欧美国家智库得以提升质量和“接地气”的主要机制。当前我们应积极采取规范措施，既要防止出现利益输送，又要积极引导，鼓励兼职，鼓励流转，鼓励续聘，而不是相反。第二，如何鼓励建立研究成果的独立评价机制，防止猜测“上面”的好恶心理，投其所好。“奏折”在中国是一门“学问”，是智库的主要功能，是研究人员的重要“产出”，作为中国智库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这个特征既有优点，也存在一定的投其所好的道德风险。因此，应探索建立一个长期的反馈机制和评价机制，鼓励不同的声音能够顺畅上达。第三，如何鼓励建立智库财务融资的多元性和社会化机制，政府不应包打天下。要注意建立激励民间资本进入智库领域的机制，建立真正的民间智库，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民间资本的权益，在税制改革时要建立一定的优惠政策。

智库成果的转化有间接转化和直接转化之分，但是，智库的作用不是工厂的车间重复生产相同的产品，而是生产具有创新性的智慧。因此，智库的成果直接转化为政策措施的是好的，间接转化为或影响社会经济的也是好的。并且并非直接转化成为文件或者方案的智库成果就是最好的，这只是一个决策者选择的问题，智库的作用是为决策提供有多重选择的可能，不一定要决策采纳。并且，智库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对现在的“手把手”式传授方式方法，而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指明方向。

智库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平台，而媒体平台是智库传播的重要途径。随着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传统智库与媒体平台的结合日益紧密，有的甚至融合在一起。当前我国智库机构与媒体合作的形式有：智库-媒体合作互补型；智库型媒体；媒体型智库；智库媒体一体化型。根据中为咨询观察，一方面，传统智库机构只有与媒体平台合作，才能更快、更广泛的发布自己的智库成果，提升智库的形象和扩大智库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体平台要提高自己的收视率、点击率和市场份额，必须与智库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强化自己的政策影响力和提升社会责任形象、权威性、科学性。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三个方面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和内涵。“中国特色”就是要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新型”，是智库的思想理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制度规范，既有别于外国智库，也有别于中国传统智库，要按照智库发展规律，建设创新型、现代化的智库。“智库”是领导者“大脑”的延伸，是领导者的参谋、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