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言万语说不尽我的人生故事（21）

---把诚信看得比前途重要

蒋继平

2015年8月3日

最近读到蒋百川教授的[中国留学生的诚信] 一文，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作为留学生读博士的往事。

1988年七月份, 我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并且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按计划跟我的导师 Donald Erwin 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说实话，我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主要靠的是导师和一位日本知名教授的帮助，而且在申请这个奖学金的时候，说明我将在Erwin 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但是，当我获得这个奖学金后，系里一些教授都希望我到他们的名下攻读博士。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我好。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我的导师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在退休后，可能难以承担指导博士生的任务。我的导师是1920年11月24日生的，到1988年11月24日已经68 周岁。按照美国宪法规定，这个年龄已经超过66岁的正规退休年龄。虽然他自己愿意继续执教，但是，考虑到学校的处境，系里还是希望他能够及早退休，可以让出位子给年轻的教授。而且，我的导师的研究课题和实验室的设备已经非常陈旧过时，在专业内算是非常落伍的。

当时Mike Coffey 教授最希望我成为他的学生，几乎每天劝说我到他的实验室去做他的博士生。他当时是系里的王牌教授之一，拥有三位博士生，两位硕士生和一位博士后，还有两位访问学者。他的实验室的条件比我的导师的实验室高级先进，研究课题也比我导师的课题潮流。他当时研究的是真菌线粒体的代谢途径，而我导师的研究课题是真菌孢子的萌芽机理和条件。

系里的另一位教授， Bartnicki-Garcia, 也一直希望我成为他的学生，几次单独找我谈话。他当时是系主任。他明确告许我，我导师最晚在1990年必须退休，而那时我还不能完成博士学位，因而，我必须提早找到新的导师。这位教授的研究方向是生物化学，是真菌体的脂肪代谢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他的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复杂和先进。他也一再提醒我，我导师的实验室和研究课题已经过时了，必须更新换代，这也是系里要求我导师退休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教授也有这种想法，也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做他们的学生。

我身边的一些中国朋友，在得知我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后，更是鼓动我换导师，甚至建议我换专业。正如蒋百川教授在他的博文中提及的那样，当时美国社会对计算机工程的学生需求很大，而且待遇远远高于学农业的。因而，这些中国学生或者访问学者，认为我具有这样的机遇，应该利用这样的机遇，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前途（钱途）。

面对这样的机遇和诱惑，我心里也非常矛盾。我觉得对于我的前途，换一个专业或者导师对我来说确实是有利的。可是，我这样做一定会伤害到我导师的心情。他费尽精力为我争取到奖学金和读博士的机会。我却为了自身的利益，舍他不顾，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我在心里一边又一边地问着同样的问题。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觉得做人还是要讲良心的，良心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前途（钱途）是次要的。

在思绪宁静后，我主动找我的导师沟通，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我对导师说，只要他愿意继续担任我的导师，我决不会另选导师，即使他退休后，只要合法，仍然可以作为我的导师来帮我完成博士学位。

在我的诚意下，导师表示他即使退休后，仍然会尽力帮我完成学位。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我遇到特殊困境时，他老人家极尽全力为我分忧解难，四处奔走，甚至使加州大学专门为我获得博士学位而修改百年校规。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在我们共同的诚信下，我战胜了重重困难，按时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