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的是破坏性的科研

蒋继平

2018年1月7日

今早在朋友圈中读到华南农大园艺学院汪国平教授的一个微信， 他说， 他的实验是破坏性的。这是因为他从事蕃茄的抗逆性育种， 具体的说， 是抗蕃茄青枯病的研究， 现在又在对蕃茄裂口现象进行改良筛选。

读了他的微信， 深有感触， 回想起我一生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都是这样的破坏性科研。

从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后，到现在的26年中，我一直在美国的私人种子公司工作。 因为我的专业是植物病理学， 所以， 我在公司的研发部门从事对农作物的抗病能力的实验。在不同的公司， 我一直是植物抗病筛选的主要科研人员， 有一段时间曾经负责公司在北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植物抗性筛选的科研工作， 实验基地和实验室遍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许多地方。

我研究的农作物是所有瓜类和茄科（不包括烟草），加上洋葱， 胡萝卜和甜玉米。我用的病原菌含括四大类别：细菌， 真菌， 病毒和线虫。

为了检测植物的抗病或者耐病能力， 我就得给正常生长的植物进行人工接种。 所谓的人工接种， 就是在实验室培养菌种， 然后在实验室， 人工气候箱， 温室和田间对正常植物进行人工接种。

在26年的职业生涯中， 我用四大病原菌杀死了数千亿株植物。 当然那些被我杀死的植物自身缺乏抗病能力。 但是， 不管怎么说， 那些植物要是没有被我人工接种，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可以安然正常地生长发育的。反过来想， 这不是对正常植物的破坏吗？

正因为如此， 我知道， 在对植物进行抗逆性研究时， 必须在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进行。比如说， 我每年要在实验室制备大量的病原菌， 有细菌， 真菌， 病毒和线虫。 我把这些病原菌释放到温室和田间， 给这些环境人为地增加病原菌的种群数量。从这点上来讲， 是对环境的破坏。

鉴于这样的经历和知识， 我在给中国科学院建议成立一个生物抗逆研究中心时， 曾经建议这样的研究中心应该建立在人迹稀少，环境恶劣的偏远地区， 而不是繁华的大城市。

这个抗逆中心确实建立起来了， 可是， 它的实验室却在繁华的上海。

话说回来， 虽然我的工作是破坏性的， 只是指对被我用来做实验用的植物和进行实验的环境而言，我的这种破坏性的工作是出于无奈， 也就是说是必须的。在我长期的研发下， 现在的大部分瓜类， 茄科， 洋葱和胡萝卜的果蔬品种中， 都含有我选育的高抗病基因（当然也有其他许多科学家的心血在内）。 所以， 当你吃着桌子上的蕃茄， 西瓜， 甜瓜， 青椒等果蔬时，也许就有我的一份奉献。这种高抗病果蔬可以大大地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从而减少人们被农药残留物毒害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