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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先生说:“神话有两种。一种是神话,一种是国民党反攻大陆。”
李敖先生一定不认识钱江。
最近一次和钱江通信是在上学期,我向他询问有关申请Harvard的事宜。其时他刚到Harvard不久,正在做着高等量子力学的TA,收到我的求救,忙里偷闲,很快批示说,如果没有研究背景,申请Harvard会很难,美国佬不看GRE的。三言两语之间将我吓退。哼,我记得他在Stanford的时候可没有那么意气风发,还要四处求人写推荐信,并且总不满意。毕竟,三封推荐信里只有两个诺贝尔奖,也真够让人耿耿于怀的了。还有不争气的GRE语文,是不是400分出头?呵呵……连那个教授都不得不承认:“钱江的GRE确实不太好……不过话说回来,我本人的英语也不大好,可这并不妨碍我得诺贝尔奖。”小时候看杨朔的散文,横竖就一个“欲扬先抑”,没想到老外玩起来也一样笔法娴熟。
我就是不明白,Stanford比Harvard差在哪儿了。按理说,Stanford对他也够仁至义尽的了。97年诺贝尔奖Laughlin收他当徒弟,带他去Washington参加国际会议,大三就让他判研究生作业,能做的都做了,就是留不住。难怪Laughlin要哀叹:“Stanford快要没有好学生了……你要走就走吧,我也不拦你。不过你记住,别的地方不要你,Stanford保底。”我怎么听怎么就不像人话。
要说Harvard也算是钱江的一桩夙愿了。他大二刚申请transfer那会,每天中午在学一吃饭,左手一部《孟子》,右手一把勺子,嘴里念念有词,Harvard快来……我问,你现在还有心情看《孟子》?他答,没办法,哲学系一哥们托他写稿子,平时没空,只好利用饭前便后了。我于是想起他大一时候写了篇论文送哲学系参评,得过二等奖的。不光哲学,文史也巨牛。一次他去听中文系的课,末了和教授探讨一个问题,满嘴经籍,周围中文系同仁个个听得目瞪口呆,那教授见状慨叹中文系今不如昔。偶然一次我和他谈起我们家楼里住了些大牛,报出金岳霖卞之琳钱钟书夏鼐,他就激动得瞳孔紧缩,浑身抽搐,迫不及待地大声问道:叶秀山在不在?贺麟在不在?沈有鼎呢?我一一据实回答,贺麟在三单元,叶秀山原来在平房后来搬出去了,还有那个沈什么来着的?我没听说过。他惊讶地问,沈有鼎!沈有鼎你没听说过?我说,没听说过,不过四单元还有一个搞哲学的叫周礼全。他立刻纠正说,周先生是搞数理逻辑的。我说,哦,他给我讲过理发师悖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从椅子上弹起三丈多高,连连大叫:哇!你太幸福了!竟然有机会聆听周先生教诲!太幸福了!半天才冷静下来,用稍缓和的语气问,你们那儿还有什么比较年轻的牛人吗?我说,我们家楼底下刚搬进一位五十多岁的,好像叫张家龙,不知道干什么的。他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是搞逻辑和哲学的,我小学时候就看他的书了。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图书馆的书,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上面的一个脚注说,喏,就是这本。我探头过去瞅了一眼,见一个冗长的书名后头跟着“张家龙”三字,在我看来和黄家驹也没什么区别。我得意地炫耀说,我还去过他家呢。他马上又不行了,掐着我的脖子拷问道,哇!你跟他探讨什么问题了么?我说,有的有的。他红着腮帮子逼问,是康德还是黑格尔?我终于有点不好意思,老老实实地答道,张先生问我,“小朋友,我们家电费这月多少钱?”
说过文史哲,还得回到钱江的老本行,数学和物理。相传钱江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被人大附中校长面试。那变态校长对钱江的天才早有不满,一时头脑发热,狞笑着出了一道微分,不想竟被钱江做出,登时晕厥。钱江有个邻居是我高中同学,告诉我说钱江打小每个周末被他爸关在书店里不让出来,久而久之,数学物理什么的就都练出来了。我听到这个说法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他爸够狠,第二个反应是他爸一定看过武状元苏乞儿。我去钱江家做客,见他书架床头桌上脸盆里无一处不是书。枕畔一本厚厚的柏拉图,希腊原文加英文注释,是他在北大选学希腊文的辅助教材,吓得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又从书架顶端震落一本形散神不散的外斯科夫《二十世纪物理学》,一打听又是他小学时候看的。他小学时已如此生猛,到中学就更加不可收拾,竞赛获奖无数,高中时候还去罗马尼亚拿了块牌(不是IPhO)。待进了北大物理系,那更是公认的大才子,师生皆尽叹服。我每次听他跟我讲物理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大二的某一个晚上我酒足饭饱之后在三教走廊里溜达,碰到他急匆匆下楼,就把他拦住,随便聊了几句,怎么的就说开了去,一路谈到人生观世界观,最后他心潮澎湃地给我讲起他的终极理想,那就是做Einstein、Godel那样纯粹的思想者。为此他立誓做物理到三十,再视能力修正进一步的方向。他整整两个小时的旁征博引苦口婆心,终于让我信服我们学物理不仅仅是从兴趣出发,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责任,因为这个世界从被创造出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理解它,即物理学家。其实在钱江给我灌输这些道理之前,我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高级趣味的人。举例说,一次理论力学课间,96的一个师兄很客气地管我借望远镜。我不明所以,顺手递过,却没想到警觉的钱江马上在一旁叫起来,你们想干什么!可惜为时已晚,话音未落,三教教室窗前已是万头攒动,近半个班的男生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抢夺我那个简陋的望远镜观察下面游泳池中的无辜女生。钱江见势不妙,横刀立马一夫当关,妄图用血肉之躯堵住汹涌的人潮,可怜还不及站稳,就被大众的车水马龙淹没,只剩一个脑袋浮在人群之上,仿佛还要叫几声,却又被周围“美女!”“调焦距!”的呐喊盖过,终于细不可闻了。叹钱江一代物理系正选守门员,堂堂北大校运会百米第四,竟落得如此下场!惨案过后三月有余,大家念起钱江,仍不由得拇指一竖,赞道“是条汉子!”“道德高尚!”——所以说,我早就知道钱江高尚,只是在那天晚上正经听他大谈个人理想之前,我想不到他竟然高尚至斯。从那天起我就衷心祝愿他transfer成功,尽早出去为中国学生挣脸。果然不久他就如愿以偿,奔Stanford去也。一年后GRE考2400的黄颉偶然读到他申请时写的essay,惊惶无措,再不敢称学过英语,那是后话。
钱江去美国之后,和我联络减少。中途他曾回来几次,我却只见了他一面。听说他在Stanford选了无穷多门物理数学课,还选学拉丁文,期末考试前一个礼拜住在图书馆里,每天只睡三两个小时。后来就是他不幸被一个从架子上翻落的沉重仪器击中头部,一时血流不止,支撑着摸到电话机旁奋力拨出911。所幸警卫和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方无大碍。一位警官还煞有介事地问他被何人袭击,他无奈指了指身旁那个沾血的仪器。饶是他一贯身体强健,这次也不免住院一月。再后来,就是他去Harvard读博,音信渐无,再不知晓。
哦,忘了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那是一次电视台举办的名为“著名科学家和青少年见面”的无聊活动,我和他一同作为著名青少年应邀参加。会上他听说我是北大附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冉鹰怎么没来?我解释说冉鹰参加化学竞赛去了。他接着就评论说,冉鹰很厉害,“雷达杯”第一。我那时已经知道“雷达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年一届,考试范围极广,数理化天地生无所不包。冉鹰是第三届的第一,光奖金就有一万,钱江则比他低两名,亦是名声大噪。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题,干脆顺着他的话线接下去说,雷达杯的题目很难啊,我记得有一道题给了几种怪鸟,然后问哪些擅长爬树,哪些擅长游泳。钱江被问得愣了一下,茫然地看了我一会,终于很不解地说,你难道不知道鸟是分作鸣禽、猛禽、攀禽、游禽、涉禽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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